苏孝林的出路

苏孝林是兰州人。1977年，他满怀对艺术的渴望，远赴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团”的总政歌舞团学习声乐。

回忆起那段日子，苏孝林感受颇深，他说：“那时条件很艰苦，没有宿舍，只能住在总政歌舞团合唱队的排练室里。我还记得房顶中间有个大吊扇，每天晚上，我们就在大吊扇下临时搭起的床铺上休息。”

后来，苏孝林先后进入煤矿文工团和铁路文工团，继续在艺术道路上虔诚修炼，在专业的舞台上得到了一次次艺术升华。

1984年，苏孝林参加首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在25名获奖歌手中获得第14名，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青歌赛”走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歌唱家，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市场的繁荣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进作用。备受观众喜爱的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殷秀梅、阎维文、董文华、张也等都是首届青歌赛的获奖选手，苏孝林也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兰州市政府给他提升了两级工资，并给了一套40多平方米住房作为奖励。

苏孝林的艺术人生在1989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他临危受命，成为正陷于低谷的兰州市歌舞团的“掌门人”，那时他才30岁出头。

接手后，苏孝林首先对院团进行了合并优化重组，更名为兰州歌舞剧院。他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面貌，让兰州市歌舞剧院向着综合性演艺方向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院团，让更多的年轻演员在这个院团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这也是他此生最大的愿望。

此时的苏孝林，真有点像岳飞《满江红》中写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片报国之心天日可鉴。

苏孝林是一位做事充满自信的人，爱面子，好强，用文化交朋友的能力很强。你和他交谈事情，心中总会升腾起无尽的希望，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

作为院长，他通过自己在文艺界的人缘和在社会层面的良好声誉，对兰州歌舞剧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能够实质性地影响该院团经营的能力者。

作为一个文化人，国家一级演员，他有着扎实的主流价值观，懂得如何用面对面的舞台艺术，传达人类共同的良知、道德和美。

挑起“院长”这副重担的苏孝林心里很清楚，一个剧团的支柱就是要有好戏，戏好了就什么都有了。他怀着“精品意识”这个最高目标，走上了追梦之路——1992年编创的大型历史舞剧《兰花花》，在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上演出，获“敦煌文艺奖”，并得到文化部“为舞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表彰。

1994年创排的大型舞蹈诗《西出阳关》，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首演即引起轰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和甘肃省“敦煌文艺奖”。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创排演出《黄河的祝福》，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赢得社会极高的评价。

大型舞剧、交响音乐会，各种演出一个接一个。张继刚、徐新、卞祖善、李心草等著名编导、著名指挥家成为兰州歌舞剧院的客座教授。紧接着，苏孝林又开始加强舞蹈团、交响乐团两支队伍建设。

1999年10月，为适应新剧目对演员的高素质要求，强化演员的基本功和舞蹈实践，苏孝林率领舞团全体演员、学员赴京，在北京附近一个县临时租用了一个小院子，搭建练功房、自办食堂，并聘请北京舞蹈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舞蹈老师强化训练近半年时间。兰歌学员格外珍惜这样的机会，学习上也格外努力。

训练期间，我去北京训练营地看望演员，没想到他们大多都是孩子。问他们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我问苏孝林：“这能行吗？”他笑着回答我：“越跳越好！”就是这些孩子，构成了《大梦敦煌》第一代舞蹈演员最美的风景，打下了兰州歌舞剧院舞蹈队伍的坚实基础。

《大梦敦煌》的正式排练是从2000年2月12日（正月初六）开始的。这本是过年的日子，但在兰州歌舞剧院的练功厅里，却是一派热烈又庄严的气氛。几位编导分别指导编排不同的人物塑造动作，演员们虽然气喘吁吁，但都不休息，积极的心态让他们不怕累、不怕苦。舞蹈排练非常辛苦，看着他们认真投入地排练，我真有几分感动和羡慕。

为了追求最佳演出效果，全体创演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汗水、泪水，尽情挥洒；笑声、歌声，尽情展现；苦和累，勇敢承担。因为他们知道，精美的艺术，凝聚着艺术家的汗水和智慧。

为了不受干扰，这台戏实行全封闭创排，每天排练10多个小时，一天吃两次盒饭。紧张密集的排练持续了整整80天。

不同寻常的创意

作为当时的副市长，自从分管文化工作以来，出一台精品舞剧一直是我的梦想和使命。

要出精品，关键是要有好题材，找对主创人，选准好机制。有些选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琢磨和准备，《大梦敦煌》就是经过了三年酝酿、三年创排，才最终与观众见面。

1994年8月，在《西出阳关》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我向苏孝林院长提出一个问题：“《西出阳关》之后该怎么办？”

大型舞蹈诗《西出阳关》，凝聚了西部文化艺术、西部人的情感与追求，风格独特，轰动海内外。我们应该再创作一部有故事情景的舞剧，将来这两部剧可以作为兰州歌舞剧院的传统保留剧目。

这一梦想深藏在我的内心，成为最强烈的渴望，挥之不去。当时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考虑，是因为我从《西出阳关》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苏孝林善于开发利用全国艺术人才资源的能力。

1997年5月，兰州市召开了一次在文化系统有影响力的大会，会议对兰州文化工作改革有一个基本思想：“文化工作不抓创作、不抓繁荣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作用。文化工作千头万绪，但要抓重点，抓‘两手’，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通过改革适应市场需要，通过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繁荣，通过改革来增强文化部门自身的活力。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改革就是失败的。”

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优秀的创作人员集中起来，围绕“做西部文章，创国内一流”的思路，集中精力、人力、财力，出精品。再创排一部超过《西出阳关》的舞剧，选题创意把敦煌作为第一考虑。此时还没有剧名的《大梦敦煌》就这样开始孕育了。

开始的想法就是从敦煌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我省独具特色、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品牌。

在总结《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等文艺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做西部文章，创全国一流”的文化艺术发展思路，第一个代表性艺术产品由兰州歌舞剧院启动。

我和苏孝林院长商量，实现精品目标，必须以创新思维抓舞台艺术精品，采用“优优结合”的机制，即用我们自己最优质的文化资源和全国最优秀的艺术人才联合起来创作。

苏孝林提出可聘请北京舞蹈学院编导陈维亚、国家一级作曲家张千一、总政歌舞剧团词作家赵大鸣、中央歌剧院一级舞美设计师高广健、总政歌舞团高级灯光设计师沙晓岚等加入创作班子。

这些人都是当今中国舞蹈艺术领域的顶级编创人员，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我表示完全赞同，让他马上联系确认下来。

信息很快传回兰州，我们的想法、要求和他们的兴趣、愿望一拍即合！好题材找到了好的主创团队，共同开始了一段难忘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陈维亚清楚地记得当初苏孝林邀请他时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陈导说：“第一年他来邀请我，我正忙着国家的一台晚会；第二年他来邀请我时，我说现在可以了，我有时间了。当时就在万年青宾馆，也就是总政歌舞团对面的宾馆见面。我问苏孝林：‘你要编什么样的舞剧？是老百姓喜欢看、能赚钱的，还是要编能够拿大奖的？’他说：‘我要第一个！我要老百姓爱看。你要帮我赚钱啊！’我说：‘好，我不会给你一部拿了奖以后就没人看的、赚不了钱的、浪费钱的舞剧。’其实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一下子就拍板定下来了，于是就走上这条路。”

1998年10月19日，我和苏孝林、陈维亚一起给时任兰州市委书记的陆浩汇报了有关创作的想法，陆浩书记说：“不要参与过程，重点是做好服务。”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苏孝林是个很务实的人，每次研究讨论，他都是从实际出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钱”！

我承诺筹措300万元来支持这个项目，先给他100万。

他说：“那不够！” 我说：“先干起来，根据实际进展和质量一项一项核算，只要是精品，办法就有了。”

当时，拿出300万元排一部剧是有争议的，甚至有反对的声音。我顶住压力，下决心在履行文化职责中要有作为，要敢于担当。

为了提高排练和首演水平，苏孝林特别邀请了北京舞蹈学院国家一级演员刘震和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刘晶分别担任男女A角。男女B角演员和其他舞蹈演员全部为兰州歌舞剧院演员，演出阵容120人。

这部舞剧能问世，是因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新意识，了解情况的人说这是一个改变兰州歌舞剧院命运的创意。因为这个创意是建立在对甘肃文化发展现实存在的深入理解和认知基础上，所衍生出的一种新的思维和行为潜能。

高标准目标+双优模式+三条纪律+承诺，实践证明，它是一种激发艺术创作灵感与热情的、特别高明的思想。

高标准目标，是组合精兵强将，精心创作一部以敦煌题材为内容的国家级精品舞剧，要超过《西出阳关》，成为《丝路花雨》的姊妹篇 。实际上就是一个超越《丝路花雨》的梦想。

双优模式，是以我省最优质的敦煌文化资源和国内最优秀的艺术人才联合进行创作。

立下军令状：“这台剧成功了，是兰州歌舞剧院的骄傲，是兰州的光荣；失败了，我引咎辞职。”

这是我以市政府的名义与苏孝林院长做的很严肃的约定。我对他说：“我做事是很认真的，无论大事或小事都不会马虎。为了这部剧，我当好后勤部长，全力支持，兑现诺言。你一定要保证，实现国内一流的舞剧精品目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望着他的脸，等着他的回答。

其实我们彼此看一眼，心里就都明白了。

他笑着说：“没问题！只要资金落实，保证完成任务。”

我习惯了欣赏他的笑容，这应该是最安全的、有希望的表情。

如今，《大梦敦煌》成为国家精品，验证了当时决策创意的正确性，验证了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验证了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2002年4月19日，文化部在厦门召开全国艺术创作会议，苏孝林院长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讲到《大梦敦煌》的创意时，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羡慕！惊讶！不可思议！除了兰州，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陈维亚的舞蹈

陈维亚是一位对舞剧特别钟情的编导大家、艺术英才，和兰州情感深远、恩义厚重，喜欢吃兰州的手抓羊肉、牛肉面，喜欢兰州人的敦厚包容、义气豪迈。

陈维亚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艺术成就来源于自身的刻苦努力。用心去感悟，用能力去创作，这就是陈维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有格局，有感性。

为这部舞剧，陈维亚集结了最优秀的团队——音乐张千一、编剧赵大鸣、舞美高广健、灯光沙晓岚、服装韩春启、总编导助理沈晨、音乐指挥张艺以及优秀舞蹈家刘震、刘晶等。

苏孝林也配备了最强的阵容，都是兰州歌舞剧院的中坚力量——刘颖正、卢家驹、万长征、杜筱梅、任燕燕、张宏光、张小平、朱嘉禾、李建国、霍永亨、高继明以及田青、卢惠文、陈易忠、孙小玲、李微义、位波、方建华、钱文、金钟、程红、李志亮、王维祥、杨金军、凌玉明、刘和平等。

以一个市级院团，面向全国聘请顶尖艺术家，组成创作团队，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实际上，面对当时文艺院团如何面向市场生存下去的问题，兰州歌舞剧院勇敢面对严峻挑战，通过借智、借力、借景，高度自觉地将艺术创作融入市场经济，精品意识和商业化运作，激发出了长远发展的艺术活力。

借景者智、借力者强，也是我一直提倡的一种工作思路。

我非常赞同严森林同志在《感觉<大梦敦煌>》一文中所说：“事实上这种打破画地为牢的樊篱，凝聚北京、广东的艺术英才与自己的队伍交叉组合，用全能创新的舞剧艺术真情毕现地表达全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家园，这已经步入了一个崇高的境界。这种艺术上的生命活力和高度的组织水平已经为观念封固的院团和圈内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1998年10月，剧本开始创作，陈维亚带领创作人员先后五次前往敦煌实地考察采风。

为了保障创作组的采风顺利圆满进行，我安排市政府分管文教的副秘书长王有伟和文教处主任科员黄晓玲陪同前往敦煌，搞好协调服务工作。

兰州到敦煌近1100公里，一路向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哪一个都是让人梦回千年的地方；戈壁、沙漠、长城、嘉峪关、莫高窟，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最艰辛的生活体现。

有一次，创作团队从兰州坐火车去敦煌。那时候敦煌还没有通火车，他们要到柳园车站下车，之后乘坐汽车走120公里路才能到敦煌。一路上很不顺利，火车在中途出现故障，到柳园站时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坐上汽车后，车子又抛锚了，只能坐拖拉机，一直折腾到半夜才到达敦煌，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

陈维亚笑着说：“好事多磨！我们睡觉时，想做个好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我们现在做的是敦煌的一个大梦！只有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取得成功。”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在敦煌看到的一切，让主创团队的每一个人激动、震撼！这次他们是真正地朝圣敦煌，敦煌研究院给了创作组很高的待遇，平常不开的洞窟都打开让他们看。在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门口，他们停留了很长时间，低声交谈着、沉思着。

呈现在眼前的每个景点、每个洞窟、每尊塑像、每幅壁画、每个人物、每个故事，主创团队都虔诚地去用心感悟。因为当你进入洞窟时，每尊佛与菩萨都在看着你，审视着你，让你不得不敬畏它们、喜欢它们。你必须贴近它们、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切身感受千年文明与艺术的洗礼，让它们的思想在你的舞蹈语言中苏醒、复活，与现代人一起共享平安生存、健康生活的真实意义。

面对壁画和塑像，大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心动感觉。静静地凝视着，回应着敦煌艺术带给现代人的思考。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许愿，要让《大梦敦煌》重新找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

在这些壁画和塑像中，主创团队看到了西部人对敦煌的感情，对大漠戈壁的感情。西部人热爱这块土地，用信仰讲出了许多佛教因缘故事，这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不能比的。他们在不由得感叹古人的虔诚，更被古人对信仰的坚持和执着感动着。他们受到了心灵的净化也有了创作的灵感。

最后一次从敦煌回来，《大梦敦煌》的整个剧情柜架基本上形成了。

有一次，我和陈维亚交谈。我说：“你们在兰州创排这部舞剧，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只管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我们不懂，你们千万不要客气！”

陈维亚说：”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做好，尽量不给市上领导添麻烦。在兰州，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干扰，给了我们很特别的、在有些地方是不可能做的、宽松的条件，让艺术家们能够放松地去创作，专心致志地投入创作。就像进入了莫高洞窟，让你能慢下来，静下来，重新找回我们的灵魂，这对搞艺术创作太重要了。”

我对苏孝林说：“我能感觉到，维亚他们这次朝圣敦煌，一定会给甘肃留下永恒的情感和记忆。我们不要设置任何条条框框，尊重他们的创作，用心服务好。” 就这样，《大梦敦煌》的创作开始了。主创人员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方向：共识是立足于展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创作一部代表新世纪水准，具有强烈戏剧艺术效果，表现力丰富，能准确反映东方人细腻情感的舞剧作品，把敦煌文化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和月牙泉人格化，演绎画家莫高和将军之女月牙的凄美爱情故事。方向是要让观众喜欢、爱看，有很强的观赏性，表现人类真善美的情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而不是为了领导满意、专家说好以及获得什么奖项。

经过主创人员的不懈努力，《大梦敦煌》六易其稿，于1999年11月基本定稿。舞曲的创作也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构思，到2000年2月完成。舞蹈编排和服装、道具、舞美、灯光等的设计也同时考虑、推敲并反复修改完善。

接下来就是排练。排练的条件比较艰苦，兰州的“一张小桌子和一条土路”让陈维亚至今难忘。

陈维亚说：“当时，每天排练完吃饭，都是在团里的食堂。食堂在排练宿舍楼的最底层，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就一张小桌子，周围摆几把椅子，人就走不开了。我每天和刘震、刘晶，还有编导沈晨几个，就围着那张小桌子，一边吃饭，一边总结之前的排练，讨论下一步怎么做，并进行各种角色分析。每天吃饭都在谈论，有时候饭都顾不上吃。关于一个角色的处理，我们甚至互相争论着。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小小的食堂，那张小小的饭桌，它们成了我们创作的平台。”

陈维亚接着说：“我们刚到兰州，当时安排我们住在靠河边的石油宾馆。每天晚上拍完戏回到宾馆以后，我们还要在一块儿谈论。站在窗口，谈论着今天的排练的时候，窗外就能看见那条波光粼粼、奔腾不息的黄河。那种感觉，真好！我们每天从石油宾馆出来，步行经过磨沟沿去歌舞团排练。那条土路脏乱差，我们都开玩笑说，一开始走的是一条很脏、灰尘满天的土路，走到最后，这条路得到了修整，铺上了柏油，变成了柏油马路。这条路是我们看着修出来的，每天来来回回，我们每一步都走得深刻而有意义。真有点天道酬勤、铁杵磨针、苦尽甘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感觉。”

不能不佩服这位编导大家，对整个剧情把握得非常好，要表达什么，讲清楚什么，交代得明明白白。他能将舞蹈编导的想象力传递到每一个具体的舞蹈场景甚至动作细节的设计中。

陈维亚编导这部舞剧，体现出来的优秀文化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让人印象深刻。他将你的、我的、他的梦奇妙地编织起来，在丝绸之路的一片圣土上，完成艺术与爱情的交响。整部剧情发展，在他的编排下结构紧凑且有张力，到最后达到高潮，将人的灵魂推向升华的境界，以一个纯粹的敦煌情愫的爱情故事唤起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强烈共鸣。

在排练场上，任何一个动作都逃不过陈维亚的眼睛，结构、比例、尺寸，体现出了最佳视觉美学。具有强烈戏剧特征的舞蹈编排，让全剧情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集中而激烈。他不拘泥于所谓的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的舞种局限，更富创造性。这是具有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同时具有现代人文的特征和强烈的情感。

编剧赵大鸣讲故事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在编排戏剧矛盾结构上，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陈维亚说：“我们觉得在当时的舞剧创作方面，是需要有这些东西的，不能给弱化掉，所以我们说，这个舞剧一定要从人物性格写起，从人物矛盾写起，突出矛盾冲突，更注重人的描写，人的情感的描写，人物命运的描写，人和莫高窟、和敦煌之间的关系描写，我们当时是具有这方面强烈地指向。”

陈维亚和沈晨对“莫高”和“月牙”两位男女主角的双人舞构思特别精细。两位主角在艺术形象、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十分成功，而且舞蹈技艺高超，动作组合、舞姿造型、高难度动作也无懈可击。尤其是“莫高”的男子独舞，被业界称为“中国舞蹈界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当时社会上追求一种现代的、创新的、淡化情节的编舞方法，而陈维亚他们让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特别典型的事件、特别强烈的矛盾冲突作为这部舞剧的主脉络，能有这个勇气，来自于他们在艺术上有自己的坚持。正如陈维亚所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追求。编创一部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舞剧，一部老百姓能感动的舞剧，这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做一部爱看的舞剧。在这个总的方向上，我们创作组是高度一致的。” 2002年元旦，陈维亚获得了“兰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市政府专门举办了颁发证书仪式。兰州，要记住那些奉献于兰州的人。

陈维亚，他从兰州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