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看《乐队的夏天》最大的乐趣，好像不是讨论最后的冠军乐队是谁，而是猜“五条人”什么时候被捞回来。

五条人在《乐夏》前12期出现了四场，被淘汰三次，像在水中挣扎的人，刚冒出头又被按下去，但这种戏剧性让他们狂上热搜。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五条人尽管浪，我们负责捞”。基本局面就是：有些乐队活着，却已经走了；有些乐队走了，却活在人们心中。

上周末，五条人重装上阵，把各种技能点拉倒满格，中英文、海丰话、说唱，互动，祭出一套能量密度极高的组合拳，生生把复活赛变成主场，创下了243分的队史最好成绩。另一支乐队成员略带艳羡的说：“他们群众基础太好了”。

是，五条人这次成功出圈，我们分析下被他们吸引的是哪几圈观众。

一类是爱追流量明星的粉丝，主张颜值即正义，口头禅是：“你知道人家多努力吗？”；第二类是比较专注的乐迷，看《乐队的夏天》不光听主唱，还关心编曲、乐手演奏技巧，以及歌词内涵；第三类观众心态就比较包容了，随时蹲等各类好瓜，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就行。

这三圈儿观众互有交集，但能做到打通，需要艺人同时具备颜值、好作品，和综艺感，可能也只有在《乐队的夏天》这类平台上能充分展露出来。

周迅在节目中问他们最近红了什么感觉，仁科答“飘了，little 膨胀”。五条人最近确实特别忙，接受无数采访，上直播、商演不停，顺手还接几个广告，仁科凭借一句“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立马成为了金句王，也成了诸多品牌争夺的宠儿。采访当日，他们蓄了一天的胡子茬，据说是为第二天拍剃须刀广告用。

当然他们也没忘了本行，在等待复活期间，五条人到广东番禺郊区一家废弃工厂里办了场云端音乐会。还在没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潜入天津某地铁站，玩了一票真‘地下音乐会’，很多加班晚归的天津市民赶上这拨了。

时间、地点都特别五条人，他们作品风格和人的质地是统一的。仁科还说他一直有个愿望，去一家大工厂、或者大监狱里开演唱会，为那里的人唱歌，不要钱都行。看来是要把‘人民艺术家’称号做实。

他们那感觉，就像是花椒、芥末、大蒜、伏特加汇成的一股清流，荡漾在土和洋的交界水域。都浪成那样了，周迅对他们的评价居然是：诚实，一种优美。

我们在一个初秋深夜，喝着酒、吃着花生进行了本次采访。五条人发言是有分工的，仁科主说，他思维跳跃，有时候好几句话堵在嘴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国语来表述，会卡。整晚他重复最多的话是“举个例子”和“我要扯远一点”。阿茂在旁边抽着烟，需要他Say something时，会进行有益补充。

看过一些五条人早期的视频采访，那时候阿茂作为大哥主说，仁科刚二十出头，只在旁边捋着长发做安静的美男子。大概从2013年左右，仁科变成那个更能说会道的人，但普通话一直长进不大。

这次采访大概进行了两小时，我们先把进度条拉到高潮部分，就是当笔者提出想把“该尴尬就尴尬”这句话用做文章的标题时，仁科表现得很兴奋，他用力拍手，然后用长手指在空中甩了一鞭子，大声说：“很好，对，那就太好了！”

交待下谈话背景。那个问题是：“这次出圈迅速蹿红，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自带的幽默感，会担心未来很多观众只为他的综艺感买单，而忽视五条人的音乐吗？就像某位业内前辈的经历那样。”仁科说他现在上通告，不会费心去想什么金句，没有梗就是没有，一切都顺其自然，气氛冷场他也不会补救，该尴尬就尴尬。

这就是五条人目前的基本态度。回想起他们在《乐夏》第一场演出临时换歌、顺利被淘汰还满不在乎的样子，没变。

近两个月五条人的一系列爆发，好像都起始于在《乐夏》舞台上那次意外。

现在我们倒带，回到7月25日晚上。假设他们当时没换歌，就用普通话唱《问题来了我再告诉大家》，然后超级乐迷按写好的台本提问，他们按部就班地作答，一切都将很顺利，且寻常。那他们也只是一支来自偏远县城的民谣乐队，说着磕磕巴巴的咸味普通话，观众甚至不会认为“郭富城头”和人字拖鞋是一种 Style，可能觉得，这就是钱钟书笔下那种“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

可但是，仁科在手风琴前奏后间歇的1.5秒中，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换歌。

怎么会这么随性呢？灯光老师嗓子都气哑了。

要知道，五条人乐队已经成立12年了，出过六、七张专辑，得了不少奖项，但多数观众此前对他们一无所知。作品再好，也需要一个捅破天窗的机会。《乐夏》无疑是一次良机，可他们最为人称道的，恰恰是面对机遇表现出的任性和写意。想知道他们这种随性不羁气质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事方式，跟他成长史中每一天的经历都有关，不如我们把时间条再往前拉25年，回到海丰这个原点上，听他们如何讲述两条道山靓仔的养成，又如何在音乐之路上相遇，看能不能拼凑出解读五条人的线索。

海丰少年

提到五条人，就不能不提到广东小镇海丰，这个临海的城市如今仍然有大部分的人没去过。然而这里确实两个人最初相识的地方，写满了曾经的回忆。

仁科：

我出生的地方叫捷胜，沿海小镇，那里没有火车，哪怕是汽车也是最后一站。我爸当时开了家卡拉OK厅，不是现在KTV那种，是一个大厅，上面挂着迪斯科玻璃球，花钱点歌就可以上台唱。我爸唱歌很好，他嗓音能高能低，情感充沛，大家都喜欢听他唱歌。我第一次登台是小学三年级，跟我妈合唱《纤夫的爱》，所以现在也算舞台经验丰富。

上四年级时，我爸做生意失败了，为躲债搬到几十公里外的海丰，但是债主还会找上门来，有时候刚开始熟悉环境就又要搬家，很烦。那时候家里很多年没有电视，但你总得找一点娱乐，我就开始看《故事会》，养成了阅读习惯，也不是说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就是打发时间。当时海丰有一家旧书店，卖各种杂志、小说，一块钱可以买两本品相好的《故事会》，差的更便宜，我会先在店里看一小时品相好的，看够了，再买几本最烂的走。

初三时我接触到余华的小说《活着》，那个文字质感就不一样了，后来还看了三遍《在细雨中呼唤》，就此告别了《故事会》。我当时作文写得不错，但是每次语文考试，别人会先做前面的题，最后写作文，我是一上来就写作文，尽兴地把它写完，前面题能答多少是多少，有时候就顾不上了，所以分数很低。

整个初中我都没怎么认真学习，主要的兴趣在画画上，考试的时候同学都让我帮他们画，就石膏方块、球体那些，但是我自己总是不按题目画，比如让画一个水壶，我就画一个人在树上走什么的，所以老师给我零分。不过我确实画了很多画，爸妈也鼓励我画，最后决定去上工艺美术中专。

有一阵很爱模仿黄家驹唱歌，也开始玩吉他，别人说我唱得跟他一模一样，但后来觉得这种称赞没什么意义，即使黄家驹还活着，他也不会跟过去的自己唱得一样，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后来我就开始质疑很多港台歌星的演唱技巧，包括那些动作、发型，都是程式化的表演方式。

2004年春节，我在海丰原创音乐会上见到阿茂，他的演唱很特别，不是那种常见的流行腔，很酷，我们很快成了朋友。同时期还接触到万晓利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都是打破常规的创作，开始喜欢这类音乐。

我从工艺美术中专出来后，去了海丰一家贝雕厂上班，每天就是在贝壳上画鲸鱼、海豚什么的，几个月画了一千多个，实在忍受不了了，就想去广州投靠阿茂。去广州真不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我只是想离开海丰。

茂涛：

我跟仁科相差五岁，但是八、九十年代刚开放的时候，可能相差十几岁的人，接收到的外来文化是一样的。海丰离香港很近，所以受港台歌曲、电影的影响很大，学生时代，大家都有过传听《港台十大金曲》、抄歌词的经历。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当时我们有位数学老师，他也学过音乐，经常会教学生唱歌，学简谱。小学毕业典礼上，大家合唱了一首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是罗大佑作的曲，那个气氛还是很开放的。

上初中迷上摇滚乐，是因为看了魔岩三杰在红勘体育馆的演出，觉得窦唯、唐朝他们拿个电吉他甩头发很酷，就抱个扫把在家里模仿。后来到处找人学吉他，你感兴趣就会想办法去接触这些，我们不会像那些从小被家长逼着练乐器的孩子，不觉得玩音乐是需要努力坚持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县城景象差不多，都是喧闹、躁动的。海丰东门头那边，总会有很多人坐在那里，换港币，我们叫倒港纸，那种场景特有意思。我经常会去那里玩，唱卡拉OK，打台球，那个时候流行戴墨镜、梳郭富城头，骑摩托，就是耍酷。《道山靓仔》基本描述的是那段生活。

我当时特别喜欢唱歌，但是没什么自信，觉得自己声音哑哑的好像很难听。后来听了国内很多很个性的音乐人的歌，他们的唱法都很有个性，有的是凸出个人声音特质，有的干脆就是方言演唱，我就想，你们都能这么唱，我也可以，他们带给我一种可能性，后来我唱歌就完全放开了。

其实我高中时的愿望是做导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想报考旅游管理专业，但是成绩不好，高考失败了。后来我就去广州华师大找我哥，他当时在那上学。我每天去图书馆看看书，蹭一些电影课。为了赚生活费，我去一家音像店上了三天班，当时是打口唱片盛行的年代，我很快摸清了门道，决定自己当老板卖打口碟。进货时偶尔会发现宝贝，还要装作若无其事，跟卖主说这个破盘我拿回去听听，跑回家兴奋得直跳脚。

海丰有个朋友叫“区区五百元先生”，他是个酷爱音乐的美术老师，有回他跟我说想办一届海丰原创音乐会，把爱好音乐的朋友都聚在一起玩，2004年春节这件事就实现了。我就是在那次音乐会上认识仁科的，他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上台表演一点都不怵，给我印象很深。

广州走鬼

五条人的音乐创作始于他们到广州后的生活。两个人声音的识别度很高，曲风也有自己明显的特质，甚至歌名都取得别有风格，什么《梦幻丽莎发廊》《曹操你别怕》《走鬼》《城市找猪》，只看歌名，人们都会好奇这背后对应着什么样的生活场景。

仁科：

我到广州后打了很多份零工，还在一家乐器行卖过三个月钢琴，最后和阿茂一起摆地摊，广东话叫走鬼，他卖打口碟，我卖盗版书，我甚至会去图书大厦门口摆摊，城管来了马上跑。

当时卖的主要是些畅销书，我自己也会看，比如当年最火的《中国农民调查》，还有《血酬定律》跟《潜规则》。虽然是畅销书，但里面是有真东西的，能让你看清一些规律。有两类书我不爱看，一类是武侠小说，觉得太长了，还有一类是成功学的书，像什么《谁动了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根本不想看，因为成功学是成功的人写出来的，社会上有多少失败的人他不会去写书，没有可复制性。

我们租的房子大概有五六十平的面积，最多的时候能住11人，我是客厅的厅长，晚上睡觉会有老鼠从我身上爬过去。后来有媒体说我们的作品是描述市井小民的底层生活，带有人文关怀，其实我们不是站在那里去俯视别人的生活，我们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关怀。很多问题你提出来，并没有解决办法，只是寻找共鸣。

当时宿舍里有几把破吉他，大家没事拿出来玩一玩，晚上弹琴唱歌到两三点，老是被邻居投诉。不过恰恰是这种玩法，会激发我们的一些全新的创作灵感，很多歌从这里来的。

2006年我开始写歌后就彻底不工作了，吃住都在朋友家。前两张专辑《道山靓仔》和《一些风景》，主要题材是描述在当时我们在海丰的生活经历。可能你只有离开老家，才会对那里的风情更有感触，身在其中会觉得一切理所应当。然后你到一个陌生城市，各种场景又会对你产生新的刺激。

后来一些记者朋友说五条人作品有很强的“怀旧感”，其实我们不是要刻意去怀旧或者复古，我的感觉是社会走得太快了，一直在不停的抛弃，但抛掉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从媒体中看到的广州、北京，都是特别现代的场景，节奏很快，但是当你身处繁华闹市，可能突然一个转角，就看到那种慢下来的旧时光，包括人的神情，仿佛这里不曾被时代改变，你就会莫名的感动。其实很多一、二线城市里都会出现这样的瞬间，它没有消失，只是两条线并行、纠缠在一起，多数人没意识到，我会把这种温暖写到作品里。

我们的歌词里很多题材都是身边的见闻，生活中也包含着很多哲学，但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高层次、高学历的人才会去讨论哲学问题，其实不是。我原来写过一首歌叫《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苹果》，里面有两句歌词：“在鸡鸣之前我和拉面馆女服务员聊起了理想/黄昏的时候我和发廊小姐聊一些哲学问题。” 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市井里的人每天都在聊很琐碎的物质需求，恰恰不是，普罗大众聊的问题有时候挺虚的。你去那些路边的烧烤摊上仔细听听，很多人在聊未来的理想、生存的意义，对社会的担忧，这些都是哲学问题。我们不要觉得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知识，生活中的知识才是需要重新解构去展开的。

茂涛：

我们有很多歌词都源于生活中的鲜活场景。2008年我们在广州大学城那边租了一幢二层小洋楼，主要是卖打口碟和国内独立音乐人作品。生意不好，那时候已经没什么人来买唱片了，但是店里异常热闹，经常有朋友来玩。有天晚上大伙瞎玩瞎唱的时候，仁科脱口喊了一句：“大哥你别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觉得很酷，想把它发展成一首歌，后来结合另一个朋友讲的老家戏台上的故事，写出了那首《曹操你别怕》。

打口碟真的是带给我们特别多养分，你会接触到很多小众的、小语种音乐，比如马里、巴西、中东的、非洲的，还有吉普赛音乐，很多东西可以借鉴。其实根本听不懂在唱什么，有的还怪腔怪调的，但依然觉得很好听、很感动，这启发了我，也可以用海丰话来创作。像我们早期作品会把老家白字戏的唱腔加进去，仁科还尝试用中国古乐的五声音阶，和西方现代乐器去碰撞。如果用做菜来形容，可以叫乱炖。

2009年我们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整张专辑基本都是用海丰话创作的，这就导致它不可能成为一张畅销的唱片。用方言歌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而不是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化内涵。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是一个客观存在，语言问题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口”而已，音乐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受到影响。

老虎走钢丝

再说回节目中那个临时换歌事件，五条人当晚的表现让人过目不忘。你注意没有，当他们返回第二现场时，即便被淘汰了，也得到其他乐队的盛赞，仿佛他们做了一件别人不敢做的事。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有这般勇气？

仁科：

我们之前巡演，临场换歌是经常的事，比如前面的乐队用一首很躁的歌收尾，我们就接一首比较安静的，平衡一下，或者知道下一个乐队是很安静的，我们故意搞一首很躁的，在我们看来换歌根本不是问题。

其实我允许演出现场带给自己一点危险，阿茂不是说感觉来了刹不住吗，我们很多歌不是排得一板一眼的，现场solo每一次都不太一样，甚至不惜冒一个车祸现场的风险，我都想把它搞好玩。比如我会在台上突然改词，然后因为改词导致下一句忘词，我宁愿。

有一次在香港演出，演完开了个研讨会，亚洲的很多音乐界大咖都在，其中一个是富士音乐节（fuji rock）的创办人 Jason，他就很喜欢我们，说五条人的音乐像老虎走钢丝，我觉得这个形容说得很好。

看过一本法国小说家阿兰·格里耶谈电影的书，里面提到导演戈达尔拍片子时，如果遇到意外，比如下雨，他不会停下来，而是把意外卷入他的电影。就像王家卫拍《春光乍泄》时，因为胶片用完了改用 DV拍，后来很多人还模仿他。意外能引发新的创作。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回去西安演出，开场唱《热带》那首歌，歌词里提到赌博。在后台我突然看到一张麻将桌，就说把它搬台上去。开场黑灯上去四个人，观众以为是乐手呢，一开灯发现是四个路人坐牌桌上，这时候我们才上台，整首歌唱下来他们一直在打麻将，这场面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还有一次在大连演出，那个投影屏坏了，我就跑回酒店把白床单扯下来，挂上去当幕布，皱巴巴的也挺有味道。这就是把生活的问题卷进来，有歌迷说我们是搞行为艺术的乐队。

茂涛：

其实我们之前拒绝过一些综艺节目，像《中国好歌曲》、《天天向上》都来找过，我们主要是觉得和乐队的风格不太适合，怕太商业化。还有我们普通话都不是特别利索，我又不善言谈，综艺节目主持人肯定要跟你调侃，觉得未必应付得了，怕变成小丑。《乐夏》一开始我也比较抗拒，后来跟仁科沟通了很多次，毕竟这个舞台是最接近live house的，那就去玩一场吗，我们真的做好一轮游的准备了。

试音时那两首歌都唱了，导演也觉得很难取舍，考虑到《道山靓仔》是海丰话演唱，可能《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更容易被接受。但我们在底下商量过，仁科选哪首都可以，大家没太考虑比赛，已经沉浸在那种liveshow的气氛里，只想把演出演好，这舞台是我们的，你们都要来听我们的音乐，就是那种玩的状态。

但是后面的talking环节完全在意料之外，突然间变成了仁科的脱口秀，我本来在那扮演社会大哥，被他逗得忍不住笑。自从改歌之后，我就觉得越玩越开心了，《乐队的夏天》也允许这种意外发生。

我们喜欢尝试些即兴的东西，包括录音时也是，有很多旋律，真的你弹下去那一下才知道会发生什么，音乐的奇妙就在这。慢慢的这种冒险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惯性的在做，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生存主义

五条人2010年第一番全国巡演时，去了十几个城市，有时候在酒吧演出只能卖六、七张票，最后巡演结束每人挣了80块钱。这么多年，看过他们现场的观众可能有一、二十万人，但在《乐夏》这个平台上演一场，就有上亿人看到，一时间炙手可热。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次翻身，能不能在一拨拨综艺、直播后，还能守住元气。

仁科：

我疫情期间把钱都花完了，所以之前有采访问五条人为什么会参加《乐队的夏天》，我直接回答就是为了名和利，当然也补了一句，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就这么简单。我们不是要耍酷，恰恰所有乐队都为了这个目的。

大家好像有一个误区，觉得摇滚乐和商业是对立的，其实摇滚乐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产生的，像滚石、披头士这些，都是极其商业的乐队。上电视，为产品做推销，他们可以光明正大聊商业，我们就老是有点别扭。摇滚乐作为流行文化，有它的反抗精神，但它的本质是拿了你的资本，还反你的资本，这很正常。所以要振兴摇滚乐，不通过商业途径是不可能的。

今天还跟阿茂聊，怎么看待最近这些商业活动，广告啊、直播啊，我其实没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活儿。如果为了钱，干完就走了，我不会，在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把它看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尽量从中理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会观察导演的工作，跟其他演员聊天，听他们的经历，这些都是收获。我不是卖给别人10小时，这10小时我全盘收回，都是我的经历。

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导演上来就拍了拍我肩膀：“期待你的脱口秀，多来几句金句啊”。但我那天只是去聊天的，没金句也不能硬说，所以整个气氛有点尴尬，无所谓，我可以接受冷场，该尴尬就尴尬。我不是要砸谁场子，很多规则我尽量配合，但是幽默这个东西属于一瞬间的灵光乍现，设计好的幽默是没有生命力的。

当然从功利的角度上说，不应该这样，可能我多准备些笑料也能搞定，但讨好别人还是挺累的，何苦呢，所以我们最近也拒绝了几个综艺节目，我知道他们想让我做什么。那次发挥属于歪打正着，就毁掉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你也没费很大劲。

来与他们聊天之前，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英语水平到底怎么样。茂涛听完问题直接摇了摇头：我俩英语都不怎么样。英语太难学了，不过练英文关键是敢讲。五年前我英语更差，大概就认识20个单词，有一天跟一个德国佬连比带划聊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请我喝伏特加。所以大家不要太拘泥于发音、单词，语言沟通是全方位的。本来今年6月份要去葡萄牙参加音乐节，9月份要去德国参加艺术展，疫情耽误了，这段时间我们真的在学英文，为出国交流做准备。

C o n t r i b u t o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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