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拍摄两部体育题材电影，陈可辛打算在这个类型领域暂时歇一会儿。由他执导的电影《夺冠》已于9月25日上映，目前票房已近2亿元。《夺冠》原名《中国女排》，曾因疫情撤档，上映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在电影重新定档时，陈可辛感慨，“拍了三十年电影，以前历尽的所有酸甜苦辣，在这都不算什么。”

陈可辛在中国香港出生，父母是泰国华侨，通过《甜蜜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影片被人熟知。拍《夺冠》，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体验，也是他拍过难度最大的一部电影。如何平衡真实性和艺术性？半纪录式的比赛是如何拍摄的？为何选择巩俐和她女儿白浪出演郎平，如何让一群女排队员饰演自己？9月27日，陈可辛接受媒体采访，分享拍摄背后的故事。他的卷舌音很重，说到“80年代”时有点吞音，像个老北京人，但仍然觉得“我的普通话不好”。

以下为陈可辛在采访中的自述：

巩俐确实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

“中国女排”这个题目很大，但也使我能够把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中国通过女排故事以小见大地展现出来。以前我反复试过不少，但这次是我对这几十年最全面的一次表达。

我跟巩俐的合作想了很多年，这次很幸运，她确实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一直跟她说，你只要来了，站在那儿，那种倔强的眼神和强势的气场就是郎平。而且她在电影圈，跟郎平在体育圈有相似的地位。她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跟国际接轨的中国女性，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除了她，真的想不到其他人可以演这个角色。

巩俐的身高跟郎平的身高不同，但她本身身段就像一个个子很高的人。拍巩俐跟现役女排运动员一起的戏时，我的确有担心，她们都是一米九几甚至两米的巨人。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技巧，包括有时候得把巩俐垫高一点，一两个镜头用特效把巩俐“拉长”一点，但巩俐的气势能把她们压住。所以看电影时不会觉得她个子特别小。

这个题材跨越40年，有太多故事，怎么取舍？这是电影的最大难题之一。在取舍过程中，大家会很容易、很当然想到一个人物，郎平。所我想用郎平来做中心人物，她的经历跟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做球员、出国，做美国教练再回来等都是充满戏剧性的。但我们不想把电影变成一部《郎平传》，所以就加了另一位教练，编剧一直从两个视角去切入这部戏，通过他们的关系带出中国女排的故事。

尽管现在还有人觉得电影像《郎平传》，但我们已经尽力使得它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郎平传》。郎平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写进去，包括她的婚姻、她跟女儿的关系等。电影要有戏剧性，肯定要有个主力人物在带动。这部电影最初有三个多小时，剪了很久才终于剪到现在的2小时15分钟。我自己都有点惊讶，能在这个长度里把故事讲完。

比拍摄更难的是选角，我从没碰过一部电影选角那么头疼。结果我们很幸运。比如郎平这个角色的两个阶段，这两个演员都至关重要。因为郎平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基本上每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郎平是什么样，要给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感，巩俐合适，那年轻的郎平谁是观众会买单的呢？

我看到白浪跟妈妈郎平拍的照片，就跟郎指导说，能不能找你女儿来演你年轻的时候？她说，“不可能啊，她一个美国长大的小孩儿，虽然普通话讲得不错，但气质和80年代北京长大的小孩儿完全不一样。”我们一直和郎指导沟通，希望她替我们联系白浪。过了两三个月，有一次我们去看她训练，她终于把她女儿的电话写给了我们。

联系白浪之后，其实我们也没底，就算形象像，但她完全没有演戏经验。大家看了电影就知道，那个角色对演技需求是挺大的，有很多需要内心戏的场面。我们特别请了一个中戏的表演老师飞到旧金山，带白浪做两周的训练。为了参演这部电影，白浪需要请假甚至辞掉工作。我跟白浪通电话说，“我们真心希望你来演。也真心希望那位老师能在短时间里把你的演技训练出来。但电影终归是电影，两周后也有可能我们觉得结果不行，更不幸的是，你来北京后我们还是觉得不行。所以对我们也好，对你也好，都是一个赌博。”

她说，“我明白，我知道”。一周后老师发回来一个视频，是她跟彭昱畅在训练馆晚上聊天的那场戏。那场戏是比较多内心戏的，白浪演得很好，而且她真哭了，也把我们感动了。就在那一刻，当我们基本上知道巩俐应该能演，白浪也能演郎平这个角色时，是我在开机前最踏实的一刻。

真正到了在北京顺义搭建的“漳州基地”，拍那场训练馆晚上聊天的戏时，拍了很多条我都很满意，但白浪一直不满意。她一直说，能否再来一条。她觉得不如试戏时那条好。那条看着国旗说海曼摸高的时候她哭出来了，但那天晚上没有。我告诉她，其实有时候是不需要哭出来的。后面年夜饭戏时，演郎平妈妈的角色递给“郎平”一支笔，这也是白浪要求必须拿着的，因为在排练的时候老师给了她一支笔，就是这支笔让她想起了姥姥，一看到这支笔，她就能哭出来。这些都是在表演训练时，白浪学会的能帮助她动情的方法，也是我观察到没有演戏经验的演员在这次拍摄过程里的一些有趣细节。

我们一直递剧本给郎指导，但她一直说在忙。她没给过我们任何意见，直到白浪来演，我都觉得她不一定会有空交流剧本，因为那时是她指导和日本比赛最忙的时候。电影里有场戏我特别有感触，大年初一晚上，她们被教练罚单兵防守。先是队长被罚，然后白浪饰演的郎平对教练说，“我来”，接着反复接球、摔倒。很多女孩儿都哭了，但白浪跟我说，“我不能哭，因为妈妈不会在训练馆里哭，妈妈就算要哭也会跑到外面才哭。”那句话让我很感动，我觉得浪浪来拍这个戏的时候是带着信念来拍的。

浪浪以前是斯坦福大学排球队的主攻。听说她大学毕业之后想过打职业，但妈妈告诉她，还是别打职业了。郎指导很多时候都不在浪浪身边，浪浪来拍这个戏，其实是想跟妈妈有更强的联系。她一直希望自己像妈妈，想去了解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看到大家对浪浪的反映很好，当演员带着真实感和信念感来演戏的时候，那会是无价的。这当然会改变她的一生，不管她以后是不是做演员，去年夏天的这段经历肯定会改变她。

她们是带着真实人生经历跟信念来的

我们在老女排的选角过程里，也用过传统电影圈的模式，到现有高个子的年轻演员或模特里选，但没有人能在短短半年到一年训练里，让观众感到她们就是运动员。所以，我们就从几千个省队、大学队的现役球员里挑选，几个选角团队全国各地跑，终于选到12个人做老女排的演员，而且每一个人的形象都相近。我记得当时很多朋友来现场探班，都在玩一个游戏，就是寻找她们谁是谁，我觉得这是很多观众都会有的共情。

这些“老女排队员”上过一两个月表演训练课，之后她们还要训练排球，为了能像一队人一样合拍，有人还换了位置，需要重新学习。除了这些，她们每个人的戏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我拍前半部戏时特别感动，她们每个人都带着信念和使命来演这个戏。

我记得跟其中一个演员聊天，她有一米七八，从小打排球，打到16岁发现她不会更高了，要进国家队的梦想可能很难实现，但她觉得这一辈子还是要打排球，做跟排球有关的工作。我意识到，原来进国家队对她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她们来拍这个戏，让我看到她们每个人使的那个劲儿，就等于是她们想进国家队的那个劲儿。这些90后甚至95后的小女生，每个人来到这儿都完全是像上世纪80年代的人。我们看资料、看录像，老女排的那种平静跟现在的人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有梦想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些年轻演员、运动员的表演完全感动了我，那种感动是一个拍了几十年的导演少有的。也许因为演员演得再好，终究是演戏。这部电影中的真实感给了我作为电影人从未经历过的拍摄感受，可能会帮助我以后拍戏选角时更大胆，用更多素人。

巩俐演的郎平跟朱婷聊天，朱婷讲她家里的事情，我突然间有一种像在看体育台纪录片的感觉，那是很奇妙的感觉。当时确实想过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像纪录片，不像剧情片，但后半部电影的真实感跟前半部是挺不一样的，包括从色调到摄影等，这可能是这部电影很特别的地方。

电影里最费劲的三场比赛是江苏男排对中国老女排、大阪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中美大战”那场主要拍的不是球赛，而是两个教练的较劲。拍摄中，我们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江苏男排那场花了六天，用传统的电影分镜方法去拍，就是一个个镜头分好每一球要怎么打，球落地在哪儿。第二场比赛篇幅长很多，观众也熟悉，我们干脆就不分镜头了，调了六台传统摄影组的机器拍。我们尽量让发球和得分镜头完全跟着当年的录像拍，但中间无法控制。毕竟球员无法重复每一球，每一个动作，只能给她们真打。那场球赛拍了六天六部机器，然后把它们剪在一起。

我们也知道这个效率不够，我们的摄影师都是电影摄影师，抓球抓得不够准。最后拍2016年中巴大战时，当年参赛的巴西国家队高手也来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八天，我们只有两天半时间去拍那场中巴大战。我们还是用中日大战的拍摄方式，尽管两边队员全都是打过那场比赛的，她们都知道那场比赛怎么打，但要还原每一球也不容易。于是我们又调了6台机器，和体育频道专业拍排球的摄影师，加起来12台机器拍摄。朱婷、惠若琪、丁霞等球员们也很辛苦，她们打球是没试过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的，但那天我们拍了18个小时。

大家都很累，更累的是剪辑。我们拍回来的素材是海量的，剪辑用了两个月时间把那场球赛慢慢剪出来，后来我们又加了一些前一晚她们聊天的文戏进去，来推动观众的情绪。

国家队队员的表演要在八天里要完成，大家看了电影会知道，她们有多少戏份。中巴大战拍了两天半，但是所有的训练，还有朱婷跟巩俐聊天，黄渤跟她们训话，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拍摄。这批运动员没有时间去训练她们的表演，但她们来的时候都很自信，自带明星光环。演自己也是要开窍的，但每个人都很有自信地去做自己。很快，你就看到每个人都好像是天生的演员一样。当然，在现场，表演老师是有给指导的。

朱婷的戏让大家都很惊讶，其实不只是朱婷，比如每一次镜头看到张常宁，我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她听着巩俐饰演的郎指导说话时，眼泪就会流出来。这戏都不是在她身上，她只是十几个球员里的一个，但你就看到她的眼泪出来了。我觉得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她们真的把生活带进了电影里。

至于修改台词，很难具体说她们改了哪些。她们一批人来到拍摄现场，好像到了她们的主场一样，一点都不像是来到别人的地方。到了运动场，她们就说那场戏应该怎么演，我应该怎么说，你应该怎么说，自己很清楚地表达。中巴大战前夜，大家一起聊天的戏，我们是整场完整地拍了，在后期剪辑里剪碎了放在第五局的时候闪回，那场戏她们每个人的台词基本上都是自己改的。我们本来写的台词也是根据资料记载她们说的话去写，但是说完之后，她们可能觉得不够传神，不够像她们，所以她们自己改了词。

老实说，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我拍的这些电影都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对一个以前没拍过真人真事改编的导演来讲，这七八年好像发现了一个宝藏。因为中国真的有太多有趣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是你编都编不出来的。

《夺冠》有主旋律的共性，但我不希望它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我希望在一部类型电影里找到一些个人的表达。我常说所谓的个人主义，其实是每个人把自己做好，大家也会好。电影里有集体主义情感，中国女排成为代表中国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什么都不比外面差，电影后半部分，每个年轻运动员都有很强的个人诉求、个人表达，但她们在一个集体运动里，也需要一种集体荣耀。我们在电影里不停地发问，现在我们为什么打球，其中也虚构了一个离开国家队的人物去衬托这一点。

一个这样的题材交给陈可辛拍，我肯定会拍得跟别的导演不一样，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觉得情感太浓，还是后面太有纪录片的感觉，其实都代表了我的选择。既然是我的选择，我就要承受选择之后的后果。我拍了一部我自己挺喜欢的戏，这是很珍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