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实在太有梗了！

从《乐队的夏天2》第一期和大张伟在台上台下说起了“相声”，胳膊一抱，“no problem”一出，那股子奇怪的范儿就不知道把多少人笑得喷饭。

马东说“我本来想聊聊关于五条人的歌，五条人的音乐什么的。”仁科直接金口一开“晚上打电话给我吧！反正我也睡不着。”囧。

“土到掉渣”的接地气、“条言条语”的反主流让他们吸粉无数。“捞五条人”和“又要捞五条人”简直成了今夏一种粉丝“行为艺术”。

而且很多人很快发现，音乐之外，#作为影迷的五条人#同样令人惊叹。

在最近一个采访中，提及喜欢的电影，阿茂直言“那就厉害了！说到电影。”仁科更是吓人“说到电影，这个采访时间可就不够长了。”

贾樟柯、伍迪·艾伦、阿基·考里斯马基、库布里克、黑泽明......仁科对热爱的导演真是如数家珍。而且还特意用了一大段来安利2018年电影[盛夏]。

“他提到一个人叫维克多·崔，说我们像他！”

五条人被说像维克多·崔？被仁科激情安利的[盛夏]又是怎样一部电影？请听我道来。

要到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才轰然倒塌。

而1981年，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导演基里尔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1987年，在电影[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80年代初，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苏联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资金赞助。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遇到迈克之后，崔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之前是爵士乐，现在是摇滚乐。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但是，这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当然，要用一些地下渠道。比如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但在地下，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显然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摇滚。

早期的苏联乐队，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官方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他们控制着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运动领袖的名号。他不过是在后来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在[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地下丝绒的声音被带到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为代表的“第二文化”的兴起，又推动了捷克的“丝绒革命”。

后来的捷克总统，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维克多·崔被称为“苏联的崔健”，五条人光是被乐迷说像维克多·崔都太荣幸了！难怪仁科激动连连地安利[盛夏]和崔本人。

不只是音乐上的“俄罗斯流行”，崔音乐上的反叛性五条人其实也不少啊。

只不过，五条人的“叛逆”显然是后现代性的。

就像他们依然吊儿郎当穿着拖鞋上节目，在节目中仍在鼓上贴着“不入流”的五条人三个大字，仁科说好像“很low”，但“no problem”啊！

他们临场换歌，摄影师找不到方向，超级乐迷的问题卡变成废纸，导演的脸都气绿，第一场即惨遭淘汰。赛后采访，仍然是一副“你们更遗憾”的无谓姿态。

而在这些稍显drama的“事故”之后，去听他们的歌吧！

“我们在田野上面找猪，我们在城市里面找猪...农村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

“十年水流东啊，十年水流西，流晚几年行得不啊？鬼还不知啊，旧年啊番薯不比，今年啊芋头呀...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

“大楼的主人在二十年前，从上面跳了下来。一个生意人沦为乞丐，躲在烂尾楼里面。”

“天顶有一只猪啊，土脚有一架飞机。一个小屁孩穿条底裤做游戏，霎时又变作老人啊在看戏。”

天马行空的后现代意象，烟火气的南方方言和城中村乡野气息。五条人的“反叛”是对城市主流文化和被赞美的标准生活的一种反叛。

他们很有趣，很有梗，很生活化，同时又很一种很奇特的快乐和坚持。

你如何评价五条人和[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