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河南演出，唱完八首歌，(歌迷)不让我下台，要走就闹，往台上砍砖头。最后我说不能再唱了，主办方就说，这样吧，谁有票，手里捏着票根儿的人可以进来看张蔷。完后我就坐在凳子上，这边儿是警察，观众们就从这个门进来看我，完了从那个门出去。我就坐那儿，他们就看：哦！张蔷长这样儿。特逗。”关于那时候歌迷的疯狂故事，张蔷能记得很多，“演出完了大家不让下台，一边跺脚一边喊我的名字，特别有节奏。然后他们会到演出台口逮你，你上车了，他们一帮人就摽着那车，恨不得把那车给拉停了。”

张蔷是谁?

张蔷是一位留着爆炸头、嗓音独特的北京女孩儿。1984年底，刚满17岁的她录了一张名为《东京之夜》的专辑，神奇般地卖出了250万盒。随后的两年 ，张蔷一共发行了十多盒磁带，她的歌声遍布大街小巷，被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广为传唱，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女歌手，也成了那个时代最醒目的流行文化现象之一。2000万盒的磁带销量还帮助她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杂志。

三十多年后，她再度回到音乐舞台。尝试了两张迪斯科风格的专辑后，她突然放出大招，在2020年6到8月间连续推出电音风格的专辑《我是张蔷 My Name Is Rose》、摇滚风格的专辑《红色沃特加女孩》( My Vodka Red Girl )和爵士/嘻哈风格的专辑《我在想着你》( I'm Thinking of You)。每张专辑9首歌，全部用英文演唱，其中大部分歌曲都是她自己填词作曲。

这一年，她 53 岁。

“我就随运气，不求人，不会搞人际关系。求人也没那命，都是人找我，守株待兔型的。真的特别奇怪。好多事我求人都成不了。就连爱情都是，也不能求人，得人求我才行。我就这命。要是求人家就麻烦了，哎哟我这费劲啊......”

张蔷爱笑，笑声清脆动听，她的故事也同样迷人。

张蔷相信命运。90年代初，她写了几首歌，想找一家音像公司合作做发行， 但却无果而终。用她的话说，自己那会儿已经不红了，“没我啥事儿了。”尽管这张名叫《尽情飞扬》的专辑最终在2000年由普罗之声发行，效果也不错(专辑的日本版在淘宝上卖到了1600元一张，一上架就卖光了)，但也并没有将她重新带回舞台。那之后，她怀孕生孩子，在家休整了几年，偶尔出来参加电视节目的拍摄，但也是“跟打酱油似的，偶尔冒一泡儿”。

然后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自己该录一张专辑了，就开始四处求人想要买一些她觉得不错的作品，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这就是我的命吧。运气就这么安排的，我想去把它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作都没有可能，没有机会。”

2019年4月，张蔷的孩子从重庆给她发来微信问她新专辑的情况，得知版权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后，给她推荐了一个乐队：“妈咪，这儿有一乐队特棒。”

在“调肆钓贰”乐队成员杨一的记忆中，那天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位熟人带着一位据说非常喜欢他们音乐的北京朋友来看他们排练。“我们也不是很会招呼客人，就继续排练，他在旁边拍了一些我们的视频，说发给他妈妈看。这才知道他是张蔷的孩子。”杨一知道张蔷，很小的时候就会唱她的《路灯下的小女孩》。他们把自己制作的音乐的MP3发给了张蔷，她很快就加了人声片段发了回来，“我们听了觉得'很对！就是这样的！’”杨一回忆道。

那首歌，就是张蔷第一张新专辑中的《过石门》。

张蔷随后让孩子询问“调肆钓贰”是否愿意和她合作，作品有没有版权问题，“因为现在版权跟拆迁房似的。”过完“五一”孩子就回信了，“妈妈，他们愿意合作”。

“每一步都是‘咔咔咔’地走过来的，也感谢那些不卖给我曲子的人，如果他们当初卖给我了，也就没有和‘调肆钓贰’合作的事了。他们是冥冥中注定的那个最好的选择，是我歌唱生涯从流行向艺术的转折。所以我老跟贤哥(咸国坤，张蔷的经纪人)说，我要对他们俩好。”张蔷这样说道。

和另外一位音乐人孙旭的合作也同样充满巧合。在听到阿克江的《柏林墙》后，她特别想找这首歌的编曲当制作人。但却找错了人。“后来一个朋友问我，蔷姐你能不能听听我男朋友的编曲啊？我就跟他见了一面。他说他给阿克江做过编曲。我问他哪一首是你编的呀，他说《柏林墙》。我说啊？正想找你呢！我收了他4首曲子。”

这样的故事一次次发生，也由不得张蔷不信命。早在1984年底去云南录音之前，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就曾经带张蔷去过一家国有唱片公司，据说那边的编辑想要听听她唱歌，看看能不能给她录一张专辑。张蔷唱了山口百惠的《摇摆的珍珠》和《一筹莫展》，但后来却没信了。中间人说，“估计没戏，可能是嫌你长得不漂亮。”

如果当初张蔷被选中，后面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

“我原来的创作方式是‘干憋’，有感而发，把歌词和旋律写出来，去找乐手。现在就像是在水里生产，有底了，只要跟着音乐的感觉往下走。电子音乐是一种新的形式，歌词不宜像作文一样复杂，而是跟着节奏来回重复，比较简单。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写得也比较写意。”

在张蔷看来，“干憋”就是在情感上有所感触时直接把当时的心境写下来，没有作为背景的音乐，完全凭借想象—像之前的那首《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但从2019年5月开始，她就有了创作的“水”—“调肆钓贰”编好的音乐。而张蔷的第一张专辑的词曲都是她在“调肆钓贰”的音乐基础上创作的。

剩下的，就是发挥她最擅长的想象力。比如在真正开始创作《过石门》的时候，张蔷会问“调肆钓贰”的乐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这首曲子的，杨一和黄韬会介绍说，他们喜欢钓鱼，而石门大桥则是重庆嘉陵江上一座桥的名 字，从桥下穿过就叫过石门，以便帮助她在脑海中描绘出那种雾蒙蒙的画面。在有感觉的时候她还会拿起手机直接通过微信唱给两位成员听，问他们的建议。杨一和黄韬说，张蔷每次都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很喜欢蔷姐写的词曲，简单直接，是我们想象中人声素材在电子音乐里的表达方式。”

张蔷写歌的速度非常快，一首歌的歌词和旋律的形成，最长也就40分钟， 《过石门》更是只用了15分钟。而用英文写歌，是她的拿手好戏。“按照想象找合适的、跟节奏和音乐能契合的英文其实有点儿难，我觉得这是一种张嘴就能来的天赋，没法解释。”

张蔷特意提到了另外一首歌——《四两》——的创作过程。这首歌原来是“调肆钓贰”写给一个身患抑郁症的朋友、鼓励她走出病症阴影的，有点儿忧伤。而张蔷在听到这段音乐时，脑海中出现的则是她站在东京街道上看着满地的樱花被风吹着飘走的感觉。最终，她把这首歌敬献给了6年前去世的母亲。

她记得母亲去世那天夜里2点，先生告诉她，妈妈走了。当时她并没有哭， “脑子是木的，然后倒了杯水。”她回忆道，“特别难过或者惊恐的时候，你没有眼泪。等他们都睡觉了，早晨5点以后我就‘开闸’了。”这首歌，最后描写的就是那种后至的悲伤：给你写一首歌，春天有的旋律，夏天写给你。秋天有的旋律，冬天写给你。

“我就写的我自己。这些音乐都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就像那条路虽然叫花园路，但没有一朵花。我就这么写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好。”

在张蔷的三张专辑中，第一张的编曲是“调肆钓贰”，词曲则全是她一人完成;第二张专辑的词曲来自瑞士的乐队Stevans;第三张专辑除了两首歌之外，也都是她自己写的词和曲。而她在摩登天空时的两张专辑中，却只有一首歌是她自己写的。

在被问及最喜欢张蔷的哪首歌时，“调肆钓贰”的杨一说，有一首 hip hop 律动的，“不知道蔷姐放进专辑了没，她唱的内容跟下雨有关，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如果有，我肯定每天都听。”

那首歌叫《五月的鲜花》。

“我觉得恋爱是应该让人快乐的，不应该给人带来悲伤。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爱情都是特别快乐的。”

张蔷的歌，多数都和爱情有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IP。我这一生从小关注的就是情感。我的如意与不如意都来自情感，别的东西我不懂。”

张蔷年轻时歌唱的爱情热烈直接。《花园路号探测器》中就是对14岁的她的描述。有趣的是，《花园路号探测器》的名字来自远在重庆的“调肆钓贰”，而张蔷小时候住的地方，恰好就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上。

夏天的傍晚，一个14岁情窦初开的女孩站在花园路上，一块手绢，一把扇子，掸点花露水，假装遛弯，看着从身边走过的男孩子，等着心中的男朋友出现。这就是那时张蔷的爱情，简单、现实。那时的她是北京女孩儿的代表，敢于付出。不会考虑这对方有什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用张蔷的话说，那会儿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叫“磕终身”。她经常会提及一个哥们儿的恋爱故事在西四府右街的一家冷面馆，女孩儿在里边吃饭， 陌生男孩在外边冲她招手，俩人一对眼神，女孩就出去了。两人结了婚，现在依然生活在一起。同样，《第5小区有点远》也是她心底里关于爱情的理解的表达：不管现实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克服，只要有美好的感觉在，只要你对我好我对你好。

而在“调肆钓贰”专门为她写的曲子《Think of You》里，可以看出他们对张 蔷的理解：有点儿卡通，还挺快乐。“我这人特奇怪。就像一个歌迷说的，张蔷有她贪玩乐观的一面，也有冷静和深刻的一面。”

她现在歌唱的爱情，更为冷静，不像年轻时那么热烈直接。

她觉得，恋爱是应该让人快乐的，不应该给人带来悲伤。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张蔷曾经说，“现在有很多歌是假装煽情，假装好听，感动不了人。不像80年代或者70年代、6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发自内心的，是爱过一个人之后写出来的。现在的人写歌，很可能不是真正爱过谁，而是为了交活儿写出来的，所以打动不了人。”

如今的张蔷怎么看待爱情?“当你不红的时候，你离婚以后，你交的男朋友是不是还能这么宠着你？我觉得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人。除了我丈夫。我身边好多人都说，你能找更好的。我说，他的好，你看不懂，你要看懂你也会爱他嫁给他的，因为他的好不对你释放。”

支持张蔷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爱情的，还有一位幕后的功臣——咸国坤。作为张蔷的经纪人和三张新专辑的出品人，自称“外行老咸”的他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带着的团队满足了张蔷所有的需求，完全执行了她的意志，全球采购她需要的一切资源，重新演绎了一个有着三个形象的张蔷。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完全听蔷姐的。所以她一直在音乐上有些遗憾。这次，我们完全是蔷姐说什么是什么。尽管我依然还是那个‘外行老咸’，但我能很好地理解蔷姐，完全执行她的意志，要什么给什么。就这么简单。”“老咸” 骄傲地说道。

“我曾经住在那里，在我最失落的时候，那条路上没有任何的花开，也只有我的名字像一种花。我的名字叫蔷薇，一直渴望能被人所爱，只要你呼唤我的名 字，只要......”

这是《花园路号探测器》的歌词，张蔷能一字不差地记得。

“我唱歌比较直白，不是那种会想着该怎么唱、有很多处理手法的人。时候到了，我就张开嗓子，想怎么唱怎么唱，天马行空。”

张蔷的嗓音是天生的。“我妈妈的嗓音特响亮，我奶奶的嗓音跟小姑娘似 的。”在老一辈人看来，张蔷的嗓音有“黄金点”，有亮度，但她却没有受过系统的发音训练，没有声乐老师，唱起来就是凭直觉。“高音不一定是美的，那是体力活儿。我不追求高，音色要跟音乐相辅相成、和谐交融才会让人感觉舒服。”

在新专辑里，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而是变得收敛、精致、安静、艺术。“电子音乐是一种氛围音乐，比较 高级，不能歇斯底里的。”你既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听，也可以在聊天的时候听，如果想热闹，同样也可以。为此，她尝试用自己的嗓音和这种音乐形式进行融合。“我把我的声音做出了弦乐的感觉。”

意识到自己的嗓音可以变成“乐器”，张蔷特别开心：“这样的话我能唱更长的时间，到100岁也不是问题。”

张蔷自认为在音乐方面要求特别高。就拿跳舞来说，“没有groove(情绪)我根本就跳不起来。我那会儿老去Hard Rock Cafe玩，我真的想给他们当 DJ。我说你这音乐挑得不行啊，特急人。我经常坐那儿不动换，一动不动，不想跳。”

一个人的音乐表现取决于品位和素养。张蔷觉得，从小听西洋乐学小提琴的经历帮助她塑造了良好的音乐素养。“这一点我挺感谢我妈的。”她清楚地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会和妈妈一起顶着团长的压力去看乐队排练、录音。“我喜欢那种氛围。坐在交响乐队里，我经常小声问我妈，演到哪儿了?我妈就拿(小提琴)琴弓子一指，我就跟着往下看。一般小孩经历不了我这些东西。”

在品位方面，她更自信。小时候去家庭舞会，她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录在磁带里，然后自信地对朋友们说，“听我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跟着跳。

从1987年出国到2013年期间，张蔷不怎么演出了，变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在香港生活期间，她经常会去著名的HMV音像店，“一待就一下午。拿一个塑料筐，买一堆唱片。海港城的HMV就跟个避风港似的，是我学习的课堂。”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从来没有离开音乐。音乐是她最大的财富，也是她人生的保障，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我没有特别富有，但我也不穷。所以我一直延续着玩音乐。”

录音师陈程一直都觉得张蔷身上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奇能力，能凭感觉分辨出音乐的“土”和“洋”，是否有她要的那种气质。这种能力，决定了她的音乐能跟得上时代，让她在关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的同时从主观上做一些改变。“我身边一些年轻人愿意接受蔷姐的新音乐。原因很简单：蔷姐注重自己的音乐是否洋气新潮，自己的音乐形式是否是年轻人愿意接受的。”陈程说道。

在陈程和乐队的其他成员看来，一个人做什么、审美取向、玩什么和年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那么一拨人，甭管到了什么年代，永远能做这个时代最潮、最时髦、跟得上时代、和国际接轨的东西，他们就是靠这样的方式生活。张蔷就是那种人，年龄在她身上的属性不是那么强。”

“调肆钓贰”的杨一觉得，张蔷的特点不是嗓音，而是从内到外的那种感觉。如果不是她，一样的声音，也唱不出那个味道。她抓住的那个点恰恰是音乐最永恒的东西—自我的表达。“我很羡慕蔷姐的自我。她对音乐的爱真的是两眼冒星星那种。”

张蔷在做音乐的时候是自由的。体现在唱法上，就是张嘴就来，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音色张嘴就来；体现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尽可能少上台。“我不属于上台特别能展现自己的，我属于那种录音棚歌手。录音棚才能让我找到归宿感。在舞台上演出是一种表演，而在录音棚里是不需要表演的。艺术家跟艺人不同。艺术家是展现自我，艺人是要讨好观众。”

因此她也相信，做音乐是件纯粹的事情，做不了假。“好听不好听在那儿摆着”。为了说明自己懒得在数据上做假，她讲了个这样的故事：“刚有微博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买我的粉丝吧。我就给他回—我现在肯定不会搭理他了， 但以前不懂，还觉得必须给人家回一个。我说我自己不会花钱买的，老沈(摩登天空的沈黎辉)不会买，他更抠儿。我不会花这冤枉钱的，有这钱我还请我朋友吃饭呢。”

“我觉得这张电音专辑拿到国际上去也不会有心虚的感觉。他们现在的音乐有时候还不如我们，这方面我一点都不崇洋媚外。”

2018年，今日美术馆。张蔷在一个跨界融合展览上唱了几首英文歌。她记得，两位安迪·沃霍尔的御用摄影师在表演后来到休息室对她说，感觉特别兴奋。但在后来的演出上再见到两人，她却发现，自己演唱中文歌时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拿着杯子发愣。“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唱一些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音乐。”

然后，她在幸运地遇到“调肆钓贰”的同时，又接触到了来自瑞士的摇滚乐队Stevans。2019年3月，在“三月狂欢( Mars en Folie )中国巡演”上，Stevans 结识了帮助张蔷做混音的川川。川川觉得他们的音乐特别适合张蔷，就在中间做了引荐，促成了他们的合作。

张蔷的第二张新专辑里的九首歌，全都来自Stevans。在接受采访时，乐队的主唱伊凡·弗朗内尔(Yvan Franel )说，作为原唱，听到一位女士表演这些歌时会感觉非常意外。“张蔷的嗓音像是一位永远年轻的少女，如同麦当娜在她第一张专辑里那样，性感又充满反叛，特别适合Stevans的歌曲。我让朋友们听过她演唱的这些歌，他们都非常欣喜。”弗朗内尔能够意识到，张蔷在保留了歌曲创作初衷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感觉。“她有时候会问我的感觉，而我多数时候会非常诚实地说：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留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去研究吧。”弗朗内尔甚至通过微信给张蔷发来祝贺：“这些歌已经变成了你的作品，不再是我的。”

“唱别人的歌，你要么超越他们，你要么颠覆他们。在《DiamondRain》这首歌上，我确实颠覆了它，很不一样。”张蔷在这件事上毫不掩饰。这也让她相信，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艺术家是有可能站在国际舞台上的。她甚至还计划穿汉服上台演出，“穿着手工好的汉服戴着精致的头饰站在国际舞台上唱这张专辑，平蹚！”

弗朗内尔也是这样认为的：“欧洲人已经听了太多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家的作品，我认为中国艺术家应该在像张蔷这样的艺术家的努力下在西方世界取得更流行的地位。”

这样的气度，和张蔷的年纪和阅历有关。“我现在的创造力就比以前好。我原来好像知识不太丰富，对音乐的感悟力没有现在丰富。”

张蔷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因为创作而感到特别痛苦的时候。她自信今天的自己比以前更好，也知道年轻的自己是写不出类似《过石门》这样的作品的。没有积累，没有听到足够多的音乐，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熟。

积累是什么？就是不断地听。“除了睡觉，一般我们家都开着音响。我就是 DJ，我会下载好多音乐，不停地听。”

我没觉得《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计较他们给我拍的照片特丑。我不能累。累的时候感觉我灵魂出来了。最自由的时候是躺着。我喜欢躺着。没事我就上炕待着。

你说我要是那个著名的“出前一丁”的拥有者，我是不是就不用唱歌了？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觉得我话太多了，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就脱口而出，跟属狗的似的，嘴比脑子快。但也只有这种热情才能搞迪斯科音乐，太冷静太有思想了，你玩不了迪斯科。

我不喜欢上综艺，太累。

现在的人情都没有以前那会儿瓷实。唱现场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穿漂亮的衣服。趁脸上褶还不多。

......

张蔷说话坦诚直接，而且随口就会制造出很多非常北京的语录。

在熟悉张蔷的人眼中，她有着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个性，比如做事随性，说话不走心，敢爱敢恨，没有负担。

1987年春天，在最红的时候，张蔷选择了去澳大利亚上学。她当时的男友拖着一个装满五元十元纸币的行李箱（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就是10元）用一上午时间收光了秀水街上所有的美元。一年后，她从一家语言学校毕业。学校的毕业证特别大，她嫌沉，直接撕了扔进大街上的垃圾桶。同学问，这是你交的钱、你的经历、你的学历证明啊，她却说“：这东西挺厚挺沉，放进箱子里肯定超重，会罚我钱。我那钱才是正经的呢。”

她还特别喜欢享受物质生活。

小时候“：我比较喜欢出入高端的场所，马克西姆，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那会儿我挣的钱都是这么被消费掉了。出门的时候最好能把出租车叫到院里，翘着脚走几块青石板就能一下子蹿到车上。”

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家待着养尊处优，然后去录音棚录出作品上线，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日子。”

不加修饰的坦率，不被掩饰的对物质的追求，以及那独特的嗓音，导致人们经常会用最熟悉的词—俗—来概括张蔷。但在她看来，人就是物质的，“人不物质死得快。”这句话大致意思是：以前人类之所以寿命短，一个原因就是物质保障各方面都不够。“人为什么在努力地创造物质？就是要去享受这些。”

至于音乐，她有着自己的原则。“小的时候有音乐人说我唱歌俗气。‘多俗啊，就这还上《时代周刊》呢！’我能理解他。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小屁孩儿，没有什么音乐的深度；他不喜欢我的音色，就觉得我俗气。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他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我也能理解。我当时懂的音乐并不如他们多，所以他觉得浅薄庸俗太俗气也很正常。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红。这没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受到追捧。可能是因为我的音色和我选歌的审美角度得到了我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认可。”

至今，张蔷也不想做特别有深度的东西。她做的是流行音乐，而流行音乐就是一种很放松的东西。“我想做人家能听得懂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有太多自己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想要让别人百分百理解你太难了。”

几年前，制片人张钊伟因为要拍摄一部关于迪斯科的电影结识了张蔷，并在研究这位女歌手的过程中和她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俗”这件事上她也似乎更有发言权“：她年轻的时候的火，就是因为把浅薄做到了极致。我喜欢她的这种真实：我就浅薄给你看了，怎么着吧？这种浅薄其实是自由表达、有勇气做自己的表现。她不掩饰自己喜欢享受物质生活，历经世事之后还能保持这种自由的状态，更可贵了。”

在张钊伟看来，张蔷内心里有一个被解放的自由的灵魂，她年过五十却依然有着旺盛的创造力和表达欲，她从不给自己立人设，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她带着天赋而来，没有受过所谓文化的教化束缚，不怕展现自己的所谓浅薄，有着极其自由的状态。

“她身在人间，但她身上又有精灵的气场，她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但又自带光环。”

采访张钊伟的第二天凌晨3点20分，她又发来了一条微信“：说蔷姐这句话可以变变：浅薄到极致便很深刻。”

不知道为何，我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张蔷在创作《第五小区有点远》时的场景：她坐在一间小屋的床上，对面的熨衣板上放着一台小音响，手里拿着一个大本，听着音乐的旋律，感受着小时候的自己对浪漫爱情的幻想……

C o n t r i b u t o r s

摄影:剑龙

化妆:咸一

撰文:杜洪

编辑:温宏伟

美术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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