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也就是我们称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这是他用来自修的读书札记，也是适合有志之士用作修身的日常读物；第二件事，是周历各地去演讲，呼吁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重回修身之道；第三件事，就是亲身投入教育实践和改革，希望改变重知识轻德育的不良风气，将现代教育与古代书院教育相融合，培养出知识与德行兼具的人才。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几乎囊括了他后半生的思索与自省，包括2017年出版的《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2018年出版的《德育鉴》《梁启超修身讲演录》，以及去年、今年推出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其中，后两本书可以说是“梁启超谈教育”的姊妹篇，涉及的不少话题都是当今社会讨论的热点。

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一百年前，70后梁启超越过80后“新青年”，对90后、00后“新新青年”说：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20世纪20年代，生于1873年的70后梁启超，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本书搜集和整理了1914年至1927年梁启超关于教育和青年的30场讲演，加上长篇导读、详细的背景介绍，让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下现实产生关联。

梁启超吸引我的，首先就是他始终“年轻”。他出道甚早，二十多岁即名满天下，之后一路走来却是历经磨难、跌宕起伏。有人说他善变，有人说他驳杂，但都不得不承认他身上有一种青春的活力，极具感染力，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依然对生活、对学问兴趣盎然，甚至身体都比常人健壮。由于协和医院的误诊被错割了一只肾，住院期间医生感叹他的恢复力前所未见，尽管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过早去世。

这种活力并非只是天赋，更得益于后天的自我修养。晚年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常对学生说：“我说的这些修身方法都是我亲身实践的，虽是五十多岁的人，但对自己丝毫也不放松。”

“修身”这个词，近年来又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但很多人可能只是从思想品德的角度理解，甚至有人误认为是锻炼、保养身体。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具有核心地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古人讲究身心一体，修身也就是修心，反过来，心境得到净化升华，身体也会变化。

梁启超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修身是其事业和生活的核心。这一点他是充分自觉的，并且他认识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修身和精神生活的忽略，将会严重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人类的福祉。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一面努力精进地修养自身，一面在社会层面推动修身之学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这是梁启超多变人生中贯穿始终的主线。

坚持一生的修身之学

正是在做这一系列图书的过程中，我逐渐理清了梁启超这条修身为本的思路，并认识到他提倡的“返本开新”之文化道路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意义。

和很多人一样，此前我对梁启超的印象很长时间停留在《少年中国说》的热情洋溢，戊戌变法的激烈仓皇中。后来，读了历史系，接触到他的两本学术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印在脑中的依然是“白马长枪”般的形象，清晰明快、不蔓不枝，哪怕是纯学术的文字也富于情感。现今学术界对他的一些评价，通行的大致把他的经历分成两截，前期搞政治，但善变，而且归于失败；后期做学问，虽在不少领域有开拓之功，但又嫌其学问驳杂粗疏。

我总是心生疑问，真的是这样吗？七八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一位作者朋友、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树欣谈起，他的博士后报告是研究梁启超的修身之学。我意识到，这是理解梁启超生平和学问的一条重要线索，由此向他约稿，整理、导读梁启超编纂的三本书《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

这三本书起初是梁启超用于自我修养的随身读物，自成系统。《德育鉴》是总纲，从修身功夫的角度，分门别类梳理了上自四书五经、下至曾国藩的儒家修身方法；《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分别对应明清儒家修身功夫。1905年之后，这三本书陆续出版，成为梁启超推行修身德育的载体。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三本书，命名为“梁启超修身三书”。

修身和教育是一体的。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修身系列丛书包含了梁启超对教育，尤其是德育的看法和主张。在他看来，教育在现代中国，由传统教育转为现代教育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即由以德育、以做人成德为主，变为了以知识技能为主。现代教育偏重智育，德育被相对地忽略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旅居日本期间，他经过反省深思，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衰落。

“五四”时期其实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现在回望历史容易简单化，在做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期间，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当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声音特别大，逐渐成为主流，掩盖了其他声音。梁启超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返本开新”的思路，回到中国传统的根本精神——修身。《大学》里说：“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梁启超的后半生就是抓住修身为本，提倡“返本”。

“返本”之后还要“开新”。开新是什么？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像大树的根，面对不同的时代环境，要能够自我更新，这才是活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可以延续数千年的原因所在。

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正是因为脱离了根本——人们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这与外国列强压迫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自身文化精神的衰落。清代末期，中国文化处在低谷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礼教的僵化。文化精神衰落了、文化方向偏离了，外在的形式就成了束缚人的东西，这是“吃人的礼教”的实质。

如若没有看清“精神衰落导致礼教僵化”的实质，简单归因于文化落后，当西学进入之后又会产生外在压迫。这样一来，很多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就会产生“全盘西化”的偏激思路。对此，梁启超的想法是：先回到文化本原上，固本培元；元气恢复了，自然就会焕发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回到根本，一方面又不守旧，而是激发文化的活力，主动适应新的时代。

不论是在自身生活还是教育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新旧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新旧两者的拼合，而是由旧的根本发出新的枝条。梁启超有很多现代的观念，但又坚持传统的做人的道理。他的“新”不是拿来主义的“新”，而是在返本的前提下，和自己的根本接通的“新”。因此，他能够将现代因素吸收自然，转化成自身之物。

教育的两条腿

从日本回国后，不论是从政还是为学，梁启超都在实践这条“返本开新”之路。1917年退出政坛之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教育领域，希望从改造教育入手，进而带动全社会的变革。

一方面，他有计划地周游全国到处演讲，宣传推广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亲身实行教育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梁启超一手创立的，他原本计划创办一所文化学院，后来可能限于经费的原因没有办成，转而寄希望在清华体制之内办一个半书院式的研究院。他想在此做一个实验和示范，重新提倡以修身德育为主的教育，并将德育、智育统一起来，对中国教育起到纠偏作用。

当然，清华研究院也未能完全实现他的想法。梁启超在研究院有三四年时间，后来也表达过某种程度的惋惜。他和学生们感慨，清华有自己的传统，研究院其他人未必和自己的想法一致。

学校教育改革固然是根本，但过程较慢、推进较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梁启超觉得，孩子们等不起，所以巡回各地演讲，目的是直接向青年喊话，唤醒他们进行自救：“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在《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中，他提到，青年只知有知识饥荒、不知有精神饥荒，精神生活的匮乏导致知识越多、苦闷越深。当今青年中的“空心病”，根源可能也正在这里。

教育的另一个领域是家庭。这就关联了《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的主题。我为这本书所取的书名“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是受鲁迅名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启发，同时又替换了两个字，希望以此关联梁启超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今天”更有当下的现实感。我把这个书名理解为一个问句，是一个可以与读者一起探讨和实验的问题。

对梁启超而言，人生就是从自我做起，由修身到齐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他提倡“有一天做一天”的“得做且做”主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自传统，他自己这样做，也希望能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儿女，而这种传递和影响就是家庭教育了。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与子女聚少离多，所以常常通过书信方式交流。梁启超现存400多封给儿女的家书，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另外还收录了一些他在家讲课的讲稿——他为儿女讲过孟子，在外作关于王阳明的演讲时也把讲稿寄回家，让孩子们来读。我们把这些内容搜集起来加以编排，书前有详尽导读，每篇文字都加了背景介绍和注释，希望更多读者可以看懂、理解。更重要的是，希望对教育工作者、包括新一代父母有所参考和帮助。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每封书信标注的副标题都是编者从信中找到的话，比如“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常时兴会淋漓”……用现在的话说，句句都是金句。这些金句不是集中在一起变成格言集，也不是脱离事实的说教，而是散落在拉家常、讲故事之中，并且来自梁启超自己的真切体验，读来十分亲切，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说起来，梁启超是100年前活跃的人物，离今天好像已经很久远了。如今，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但如果仔细对照一下，很多情况仍然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参照。今天，家庭教育仍然至关重要，但很多家长的思路可能和梁启超不太一样，这使得家庭教育相对学校教育，非但没有起到弥补和缓冲作用，反而加剧了教育失衡。在充满知识焦虑、“鸡娃”盛行的今天，梁启超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振聋发聩。

编辑《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时，随着对梁启超及其“返本开新”思路的理解逐渐深入，作为读者和一名父亲，我也深受感动，又写了一篇读后感作为前言，希望这一系列书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陈迹中理出头绪，让梁启超和当时时代的面目逐步清晰起来。

这套丛书不断出新，每做完一本，我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本了吧。但我与任公的缘分好像还没有断，而他的思考和实验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具有价值。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策划、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