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哪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