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妍在街头采访乞丐

一把马尾辫，戴着眼镜，轻声细语，质朴谦和。这位华师大二附中的高二女生，以一份长达48页的乞丐调查报告，在今年英特尔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打动了所有评委，一举获得一等奖及其他5个专项奖。

在近8个月的时间里，黄妍在上海11个区进行专题调查。她跑遍了火车站、汽车站、商业街区、旅游景点；观察、拍照，与265位乞丐交谈；向市民发放了712份调查问卷；走访民政局、救助站、警署；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统计分析调查数据。从而，她一步步接近这个特殊群体，揭示了他们的生活现状。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个故事还会哭。”

“为什么会想到去调查乞丐？”记者对黄妍的调研动机感到好奇。

“也许和我小时候的一些感触有关。”初中时读的一篇名叫《碎花》的小说让黄妍印象深刻。“一个叫小翠的女孩，因家庭变故被迫沦为乞丐。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个故事还会哭。”

小时候去春游，黄妍看到一名乞丐很可怜，就掏出一元钱给他。一旁的同学嘲笑她说，“这都是骗人的，你不要相信他。”这句话大大打击了黄妍的同情心。

“这些人真的是在乞讨吗？”从那时起，对乞丐的同情心伴随着疑问，一直萦绕在黄妍心头。

去年暑假的一天，黄妍陪同一位英国华裔女学生参观上海。在乘坐地铁二号线时，一个6岁大的小男孩，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跪在地上磕头，他用乌黑的小手拉着那位英国女学生的裤脚不住摇晃着乞讨。

“那位女生既同情又厌恶地掏出一张纸币扔给男孩，转而回头遗憾地对我说，‘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上海的形象’。”

这句话犹如一拳重击。

同情，困惑，还有更多复杂的情绪，激发出黄妍对这个群体强烈的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顾尊严和人格出来乞讨？他们行乞的方式有哪些？如何在不失人道的前提下，既保护乞丐的生存权利又减少这种乞讨的现象？

在一连串的追问中，她开始有目的地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

“要研究，就上去问呀!”

第一次和乞丐“搭讪”，黄妍感到有点难。

去年8月的一天，已是晚上9点多，黄妍和妈妈在世纪公园地铁站下了车。正巧边上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乞丐也下了车。“我当时特别想上去问，但是又不敢问，不知道如何开口。还是妈妈说，你要研究，就去问呀。说完，一把就把我推了上去。”

妈妈的一推，给了黄妍莫大的勇气和鼓励。她有了和乞丐交谈的第一次经历。从那以后，一到双休日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就会专门找乞丐进行访问。

但露宿街头的乞丐们对周围的世界无不保持着警惕。如何消除乞丐们的戒备心理，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呢？

“虽然是做研究，却要带着平等的态度和一颗同情心。”渐渐地，黄妍掌握了同乞丐对话的方法。

“我经常问他们，你们睡在哪里，吃些什么，会不会肚子饿，要不要我给你们买点什么。这样才能打消他们的戒备之心。”黄妍在访问时一般都会给乞丐们一两元钱，这种做法往往很快就能打开乞丐们的话匣子。

特殊的访问，要有耐心、同情心，也要有技巧。

黄妍设计了七八个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不可能一次都问完。“乞丐跟你不熟悉，根本不会回答那么多。”于是，黄妍就把问题分开问，“隔一小时，我又会兜回来，再问他余下的问题。”

对于一些无法直接得知的“秘密”，黄妍只能靠“观察”。乞丐们每日的收入很难从访问中得知，黄妍就悄悄站在一旁，用眼睛飞快点数乞丐跟前乞皿里的零钱。一天下来，大致能估算出乞丐的收入。

黄妍还很善于发动群众的力量。乘坐地铁时，她经常会向乘客们发放自己设计的调查问卷。一看问卷，车厢里像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黄妍讲述自己遇到乞丐的种种情况。

调查不仅要想方设法费工夫，有时也充满了危险，黄妍说起几次至今仍令她有些后怕的遭遇———

一次，黄妍偷拍一个残疾的乞丐。“他下半截看起来没有腿，绑着木质的假肢。发现我在拍照，他恶狠狠地对我说‘再拍，我就把你的照相机扔掉’。我一寻思，他是个残疾人，跑得过我吗？由此推测，他要么假装残疾，要么周围还有同伙。这一想，我害怕起来，拍了照就匆匆离去。”

还有一次，黄妍采访一个面部被硫酸严重烧伤的女乞丐。“她才二十多岁，额角的头发都没了。我第一次问她问题，她还愿意回答，第二次我又碰到她，她认出了我，用特别凶狠的眼光盯着我。走一步，回头看我一眼，看得我心里不寒而栗。”

8个月调查七方面总结

经过8个月的调查，黄妍从“年龄比例、性别、来源地、乞讨所得、乞讨年数、文化程度、吃饭问题”这七个方面对乞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作了详尽的分析总结，逐渐揭示了这个群体深处的一些真相。

“不少传统的乞讨方式在今天还在沿用。”黄妍向记者列举了五花八门的乞讨方式。有向路人连连发出“好心有好报”的叫街型；老弱病残、怀抱孩子展示生理缺陷的示弱型；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甚至磕出血来的伏乞型；吹箫、吹笙、卖唱的唱乐型；还有编造虚假的悲惨遭遇的骗讨型。

“随着社会发展，乞丐也发明了不少新的乞讨方式。”黄妍又举了几个例子———

趁上下班高峰时行人来去匆匆，一些乞丐会死死抱住“施主”的腿，若是不给钱便缠着不放行。这种像牛皮膏一样粘着路人的乞丐，叫做“粘讨型”。

还有一些乞丐借用网络，直接上网开辟了“乞讨网”，坐在家中便可讨到钱财。“网讨型”成了当今乞讨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些乞丐在接受施舍的同时，也让施主得到一点回报。有的利用残疾聋哑的特点，高价卖出廉价物品，行人愿意买下东西，施舍些钱财。还有的乞丐帮人们开门、提行李，施主也乐意赏些小钱。对此，黄妍称之为“劳务型”。但也有一些“霸丐”，趁汽车在等待红灯时，匆匆用抹布抹了几下车窗便要钱，否则即拦住车子不让走。

她亲眼看到的职业“丐帮”

调查中，黄妍发现“乞丐大军”中六成以上由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组成，年老残疾相对无劳动能力的乞丐仅占两成多。而且乞丐一天的平均收入能达到48元，一个月下来有上千元。

“乞丐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且有组织、有帮派，经常是拉家带口，甚至全村出动。”黄妍告诉记者。

她讲述了亲眼看到的“丐帮”———

一天在上海书城门口，她看到了4对乞丐，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女乞丐是健全的，手拿乞皿，男乞丐则扮成盲人，在女乞丐的搀扶下，一路吹奏笙、二胡等乐器。他们一早在书城门口碰头，聚拢讨来的钱财，商量一会儿，又匆匆分散开去。

还有一次，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乞丐拒绝了黄妍的访问。在相隔50米左右的地方，黄妍又与一个类似的少妇乞丐攀谈起来。“那是我的小姑子，我们都是一家人。”女乞丐说。

又一次，黄妍在地铁一号线上访问一个带着两个孩子乞讨的妇女。几天后，她在乘坐地铁二号线时，发现那个妇女又带着两个孩子在行乞，不过已不是原来那两个孩子了。看见黄妍，那名妇女拉起孩子转身就跑。

“据一位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城市流浪人员中八成以上是职业乞丐，并不是真正因生活无着落而流落街头。”黄妍认为，这种不劳而获的风气正在蔓延，在许多地方更是出现了著名的乞丐村和丐帮。

调查中最为忧虑的

乞丐职业化，导致潜藏的犯罪倾向趋于严重。黄妍多次从乞丐周围的小摊贩那儿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

有些来自农村因家庭暴力出走的妇女、被家人遗弃的老人，在流落城市街头后生活无着落，被丐帮组织威逼利诱着加入到职业乞丐队伍中。

甚至一些职业乞丐跑回老家游说一些家长，“给你200元钱，让你的孩子出来长长见识。”一些家长被说动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孩子“长见识”的方式竟然是当乞丐。

“很显然，这些职业乞丐已经有拐卖和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的嫌疑。”

不仅如此，黄妍认为，这些带有犯罪嫌疑的职业乞丐，在一些弱势人群中散布着一种极为不良的影响。

黄妍回忆起一个让她震撼的细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熟练地跑向行人，抱住他们的腿，不断地磕头，直到讨到钱为止。“他的脸上带着稚气未脱的潮红，双眼无神地望着‘施主’，我看着他不断地磕头，甚至磕出血来，有一种心痛。”

“这会让他们错误地认为钱财可以用尊严去换取，不必经过劳动就可以得到，那还要读书、工作干什么？这种好逸恶劳、以人格和尊严去换取钱财的做法，极大扭曲了一部分下一代人的心灵。”这是黄妍在调查过程中最为忧虑的。

有些理想主义且充满希望的建议

带着自己深深的忧虑，黄妍又走访了救助站、警署、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想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她发现，不少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救助政策和现状也不乏困惑。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上‘自愿救助’的原则，乞讨人员不愿求助时，我们也不能违反政策强制他们求助。”工作人员对此十分伤脑筋。

“我们不相信救助。”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乞丐也对黄妍道出了这一真实的想法。“送到救助站，洗一下澡，吃一顿饭，然后就送回家。回去了还是穷，还是要出来讨饭。”

面对救助中的两难，是否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救助方式，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乞丐，同时引导和改变一些乞丐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呢？

在对712位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后，黄妍对公众的态度有了大致的了解。“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乞丐安置的态度是‘引导为主，严禁为辅’。就像大禹治水，只能疏不能堵。”在民意基础上，黄妍在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以近10页的篇幅，提出了一些建议。

设立“无家可归的人基金会”；多设救助点；让救助方式灵活而温暖；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加救助并将社会救助体系民营化。这是黄妍建议中的几个重点。

对于救助不同类型的乞丐，黄妍也有某种“创意”

“一些有劳动能力但因生活贫困而乞讨的乞丐，政府可以扶持再就业，安排这些乞丐参加国家建设工程。对于靠卖艺为生的乞丐，政府可以成立生产单位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对于老弱病残完全无自理生活能力的乞丐，可以依靠‘无家可归的人基金会’对其进行长期救助……”

调查中，黄妍欣喜地发现，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做志愿者帮助乞丐进行心理疏导，重塑其人格和自尊。“因此我建议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来参与救助。这也能让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救助中的宏观问题。”

“当然，要从源头上预防乞丐，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让贫困的人更少一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有所依靠。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心灵的教育，尤其是对下一代的人格和尊严教育，鼓励他们自食其力。”

虽然建议有些理想主义的味道，但是黄妍还是充满了希望。“我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乞丐这个特殊群体，而不仅仅是向他们投去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我也真心希望，随着救助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乞丐这个群体能够逐渐消失，上海能像世博会主题所呈现的那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手记

从实地访问、发放问卷、整理数据，到10多次修改报告，提出安置乞丐的相关方案……这份48页图文并茂的报告，倾注着黄妍的心血。

调查中，她也曾有过退缩和迷惘。一度很茫然，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来对待这个群体，是该同情还是憎恶。一度还有些害怕，面对调查对象的不友善，不知是该退缩还是该向前。但是，最终她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项调查。

是什么让一位高二学生，在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时，仍关注那些与她相距甚远的人群？

“开始是研究性质，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上社会了，所以我们有责任现在就关注起社会”。看似柔弱的黄妍，回答却令人为之一震。

在这位90后的女孩身上，我们读到了一种锐气，一种情结，一种胸怀。相比之下，在这个物质光鲜、时尚溢彩的社会中，有多少人忙于追名逐利，却对社会民生漠不关心，对弱势人群视而不见。

“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以调查为基础，体现社会责任心，这份报告传递出浓浓的人文关怀。”华师大二附中党总支副书记蒋建国这样评价。

这位高二女生以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记录，催人思考这个时代的社会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