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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高中生与265名乞丐,8个月调查报告!

查看:556 / 更新:2022-04-09 19:24


黄妍在街头采访乞丐

一把马尾辫,戴着眼镜,轻声细语,质朴谦和。这位华师大二附中的高二女生,以一份长达48页的乞丐调查报告,在今年英特尔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打动了所有评委,一举获得一等奖及其他5个专项奖。

在近8个月的时间里,黄妍在上海11个区进行专题调查。她跑遍了火车站、汽车站、商业街区、旅游景点;观察、拍照,与265位乞丐交谈;向市民发放了712份调查问卷;走访民政局、救助站、警署;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统计分析调查数据。从而,她一步步接近这个特殊群体,揭示了他们的生活现状。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个故事还会哭。”

“为什么会想到去调查乞丐?”记者对黄妍的调研动机感到好奇。

“也许和我小时候的一些感触有关。”初中时读的一篇名叫《碎花》的小说让黄妍印象深刻。“一个叫小翠的女孩,因家庭变故被迫沦为乞丐。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个故事还会哭。”

小时候去春游,黄妍看到一名乞丐很可怜,就掏出一元钱给他。一旁的同学嘲笑她说,“这都是骗人的,你不要相信他。”这句话大大打击了黄妍的同情心。

“这些人真的是在乞讨吗?”从那时起,对乞丐的同情心伴随着疑问,一直萦绕在黄妍心头。

去年暑假的一天,黄妍陪同一位英国华裔女学生参观上海。在乘坐地铁二号线时,一个6岁大的小男孩,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跪在地上磕头,他用乌黑的小手拉着那位英国女学生的裤脚不住摇晃着乞讨。

“那位女生既同情又厌恶地掏出一张纸币扔给男孩,转而回头遗憾地对我说,‘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上海的形象’。”

这句话犹如一拳重击。

同情,困惑,还有更多复杂的情绪,激发出黄妍对这个群体强烈的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顾尊严和人格出来乞讨?他们行乞的方式有哪些?如何在不失人道的前提下,既保护乞丐的生存权利又减少这种乞讨的现象?

在一连串的追问中,她开始有目的地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

“要研究,就上去问呀!”

第一次和乞丐“搭讪”,黄妍感到有点难。

去年8月的一天,已是晚上9点多,黄妍和妈妈在世纪公园地铁站下了车。正巧边上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乞丐也下了车。“我当时特别想上去问,但是又不敢问,不知道如何开口。还是妈妈说,你要研究,就去问呀。说完,一把就把我推了上去。”

妈妈的一推,给了黄妍莫大的勇气和鼓励。她有了和乞丐交谈的第一次经历。从那以后,一到双休日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就会专门找乞丐进行访问。

但露宿街头的乞丐们对周围的世界无不保持着警惕。如何消除乞丐们的戒备心理,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呢?

“虽然是做研究,却要带着平等的态度和一颗同情心。”渐渐地,黄妍掌握了同乞丐对话的方法。

“我经常问他们,你们睡在哪里,吃些什么,会不会肚子饿,要不要我给你们买点什么。这样才能打消他们的戒备之心。”黄妍在访问时一般都会给乞丐们一两元钱,这种做法往往很快就能打开乞丐们的话匣子。

特殊的访问,要有耐心、同情心,也要有技巧。

黄妍设计了七八个问题,但绝大多数问题不可能一次都问完。“乞丐跟你不熟悉,根本不会回答那么多。”于是,黄妍就把问题分开问,“隔一小时,我又会兜回来,再问他余下的问题。”

对于一些无法直接得知的“秘密”,黄妍只能靠“观察”。乞丐们每日的收入很难从访问中得知,黄妍就悄悄站在一旁,用眼睛飞快点数乞丐跟前乞皿里的零钱。一天下来,大致能估算出乞丐的收入。

黄妍还很善于发动群众的力量。乘坐地铁时,她经常会向乘客们发放自己设计的调查问卷。一看问卷,车厢里像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黄妍讲述自己遇到乞丐的种种情况。

调查不仅要想方设法费工夫,有时也充满了危险,黄妍说起几次至今仍令她有些后怕的遭遇———

一次,黄妍偷拍一个残疾的乞丐。“他下半截看起来没有腿,绑着木质的假肢。发现我在拍照,他恶狠狠地对我说‘再拍,我就把你的照相机扔掉’。我一寻思,他是个残疾人,跑得过我吗?由此推测,他要么假装残疾,要么周围还有同伙。这一想,我害怕起来,拍了照就匆匆离去。”

还有一次,黄妍采访一个面部被硫酸严重烧伤的女乞丐。“她才二十多岁,额角的头发都没了。我第一次问她问题,她还愿意回答,第二次我又碰到她,她认出了我,用特别凶狠的眼光盯着我。走一步,回头看我一眼,看得我心里不寒而栗。”

8个月调查七方面总结

经过8个月的调查,黄妍从“年龄比例、性别、来源地、乞讨所得、乞讨年数、文化程度、吃饭问题”这七个方面对乞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作了详尽的分析总结,逐渐揭示了这个群体深处的一些真相。

“不少传统的乞讨方式在今天还在沿用。”黄妍向记者列举了五花八门的乞讨方式。有向路人连连发出“好心有好报”的叫街型;老弱病残、怀抱孩子展示生理缺陷的示弱型;跪在地上不停磕头,甚至磕出血来的伏乞型;吹箫、吹笙、卖唱的唱乐型;还有编造虚假的悲惨遭遇的骗讨型。

“随着社会发展,乞丐也发明了不少新的乞讨方式。”黄妍又举了几个例子———

趁上下班高峰时行人来去匆匆,一些乞丐会死死抱住“施主”的腿,若是不给钱便缠着不放行。这种像牛皮膏一样粘着路人的乞丐,叫做“粘讨型”。

还有一些乞丐借用网络,直接上网开辟了“乞讨网”,坐在家中便可讨到钱财。“网讨型”成了当今乞讨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些乞丐在接受施舍的同时,也让施主得到一点回报。有的利用残疾聋哑的特点,高价卖出廉价物品,行人愿意买下东西,施舍些钱财。还有的乞丐帮人们开门、提行李,施主也乐意赏些小钱。对此,黄妍称之为“劳务型”。但也有一些“霸丐”,趁汽车在等待红灯时,匆匆用抹布抹了几下车窗便要钱,否则即拦住车子不让走。

她亲眼看到的职业“丐帮”

调查中,黄妍发现“乞丐大军”中六成以上由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组成,年老残疾相对无劳动能力的乞丐仅占两成多。而且乞丐一天的平均收入能达到48元,一个月下来有上千元。

“乞丐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且有组织、有帮派,经常是拉家带口,甚至全村出动。”黄妍告诉记者。

她讲述了亲眼看到的“丐帮”———

一天在上海书城门口,她看到了4对乞丐,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女乞丐是健全的,手拿乞皿,男乞丐则扮成盲人,在女乞丐的搀扶下,一路吹奏笙、二胡等乐器。他们一早在书城门口碰头,聚拢讨来的钱财,商量一会儿,又匆匆分散开去。

还有一次,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乞丐拒绝了黄妍的访问。在相隔50米左右的地方,黄妍又与一个类似的少妇乞丐攀谈起来。“那是我的小姑子,我们都是一家人。”女乞丐说。

又一次,黄妍在地铁一号线上访问一个带着两个孩子乞讨的妇女。几天后,她在乘坐地铁二号线时,发现那个妇女又带着两个孩子在行乞,不过已不是原来那两个孩子了。看见黄妍,那名妇女拉起孩子转身就跑。

“据一位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城市流浪人员中八成以上是职业乞丐,并不是真正因生活无着落而流落街头。”黄妍认为,这种不劳而获的风气正在蔓延,在许多地方更是出现了著名的乞丐村和丐帮。

调查中最为忧虑的

乞丐职业化,导致潜藏的犯罪倾向趋于严重。黄妍多次从乞丐周围的小摊贩那儿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

有些来自农村因家庭暴力出走的妇女、被家人遗弃的老人,在流落城市街头后生活无着落,被丐帮组织威逼利诱着加入到职业乞丐队伍中。

甚至一些职业乞丐跑回老家游说一些家长,“给你200元钱,让你的孩子出来长长见识。”一些家长被说动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孩子“长见识”的方式竟然是当乞丐。

“很显然,这些职业乞丐已经有拐卖和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的嫌疑。”

不仅如此,黄妍认为,这些带有犯罪嫌疑的职业乞丐,在一些弱势人群中散布着一种极为不良的影响。

黄妍回忆起一个让她震撼的细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熟练地跑向行人,抱住他们的腿,不断地磕头,直到讨到钱为止。“他的脸上带着稚气未脱的潮红,双眼无神地望着‘施主’,我看着他不断地磕头,甚至磕出血来,有一种心痛。”

“这会让他们错误地认为钱财可以用尊严去换取,不必经过劳动就可以得到,那还要读书、工作干什么?这种好逸恶劳、以人格和尊严去换取钱财的做法,极大扭曲了一部分下一代人的心灵。”这是黄妍在调查过程中最为忧虑的。

有些理想主义且充满希望的建议

带着自己深深的忧虑,黄妍又走访了救助站、警署、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想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她发现,不少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救助政策和现状也不乏困惑。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上‘自愿救助’的原则,乞讨人员不愿求助时,我们也不能违反政策强制他们求助。”工作人员对此十分伤脑筋。

“我们不相信救助。”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乞丐也对黄妍道出了这一真实的想法。“送到救助站,洗一下澡,吃一顿饭,然后就送回家。回去了还是穷,还是要出来讨饭。”

面对救助中的两难,是否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救助方式,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乞丐,同时引导和改变一些乞丐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呢?

在对712位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后,黄妍对公众的态度有了大致的了解。“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乞丐安置的态度是‘引导为主,严禁为辅’。就像大禹治水,只能疏不能堵。”在民意基础上,黄妍在调查报告的最后部分,以近10页的篇幅,提出了一些建议。

设立“无家可归的人基金会”;多设救助点;让救助方式灵活而温暖;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加救助并将社会救助体系民营化。这是黄妍建议中的几个重点。

对于救助不同类型的乞丐,黄妍也有某种“创意”

“一些有劳动能力但因生活贫困而乞讨的乞丐,政府可以扶持再就业,安排这些乞丐参加国家建设工程。对于靠卖艺为生的乞丐,政府可以成立生产单位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对于老弱病残完全无自理生活能力的乞丐,可以依靠‘无家可归的人基金会’对其进行长期救助……”

调查中,黄妍欣喜地发现,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做志愿者帮助乞丐进行心理疏导,重塑其人格和自尊。“因此我建议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来参与救助。这也能让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救助中的宏观问题。”

“当然,要从源头上预防乞丐,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让贫困的人更少一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有所依靠。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心灵的教育,尤其是对下一代的人格和尊严教育,鼓励他们自食其力。”

虽然建议有些理想主义的味道,但是黄妍还是充满了希望。“我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乞丐这个特殊群体,而不仅仅是向他们投去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我也真心希望,随着救助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乞丐这个群体能够逐渐消失,上海能像世博会主题所呈现的那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手记

从实地访问、发放问卷、整理数据,到10多次修改报告,提出安置乞丐的相关方案……这份48页图文并茂的报告,倾注着黄妍的心血。

调查中,她也曾有过退缩和迷惘。一度很茫然,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来对待这个群体,是该同情还是憎恶。一度还有些害怕,面对调查对象的不友善,不知是该退缩还是该向前。但是,最终她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项调查。

是什么让一位高二学生,在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时,仍关注那些与她相距甚远的人群?

“开始是研究性质,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上社会了,所以我们有责任现在就关注起社会”。看似柔弱的黄妍,回答却令人为之一震。

在这位90后的女孩身上,我们读到了一种锐气,一种情结,一种胸怀。相比之下,在这个物质光鲜、时尚溢彩的社会中,有多少人忙于追名逐利,却对社会民生漠不关心,对弱势人群视而不见。

“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以调查为基础,体现社会责任心,这份报告传递出浓浓的人文关怀。”华师大二附中党总支副书记蒋建国这样评价。

这位高二女生以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记录,催人思考这个时代的社会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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