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相关机构作了一项2013年企业年终奖调研，结果显示，外企发年终奖最高，而过半职场人领到的年终奖超过1万元。在所有行业中，金融业、房地产和高科技行业年终奖额度排名前三，而最不满意的行业是印刷、包装、造纸等行业，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年终奖是每年度末企业给予员工不封顶的奖励，是对一年来的员工工作业绩的肯定，年终奖的发放额度和形式一般由企业自己根据情况调整，并无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可发可不发，不发，员工也不能诉诸法律；发，则更像老板对员工的一种“赏赐”。

虽然发年终奖并无法律上的强制性，但老板为了“收卖”、“笼络”和“安慰”员工，哪怕平时从员工工资、绩效里扣一些钱出来，积到年底一次性发给员工，美其名曰“年终奖”，也不能大过年的，一毛不拔，冷了员工的心，使其丧失对公司的好感。所以，哪怕公司再穷，穷得像杨白劳，大过年的，也要给女儿扯几根红毛线，暖暖员工的心，同时更是对有功者、有能者的褒奖激励。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发年终奖的呢？当然，这里的“古人”，主要指有班上的官员，在小农经济时代，自耕农自产自销自食，没有所谓的“班”可上，没有谁给他们发年终奖。只有官老爷，等于是“帝国公司”的老板——皇帝请来的打工仔，一年辛苦下来，皇帝老板要给“员工”、尤其是“高管”发年终奖，以资慰问和奖励，这就是皇帝对官员的赏赐（皇帝发东西不能叫发，得叫赏赐）。

“夫赏，国之典也，所以褒有功、劝能者。为国之大柄，藏在盟府而不可废焉。历代而下，致治之后，曷尝不旌劳显庸、录勤耸善，报之以封爵，宠之以名秩，赉之以金帛，赐之以车服，颁之於公朝而不僭，载之於史策而弗忘。是故懋功之义明而邦典有叙，为善之效速而人伦知劝。盖周官之以庸制禄，先王之加膳饫赐率是道也。其百世所不易者哉！”（宋代王钦若《册府元龟》第一百二十七卷《帝王部·明赏》）

由是观之，赏赐乃“国之典”，是通过“报之以封爵，宠之以名秩，赉之以金帛，赐之以车服”等手段，来“褒有功，劝能者”，达到“邦典有叙”、“人伦知劝”的目的。

法家很早就意识到赏赐之于治国的重要性，管仲说：“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此缀以度，竱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国语·齐语》）这是法家较早论述“刑赏”，提出了以“刑赏”二柄治驭的理论，赏赐正是“二柄”之一，本质上是一种治驭手段，它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名利刺激调动人民尤其是官僚的积极性，培养其忠诚度，实现国君目标，巩固专制统治。

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功，不信其刑则奸无端矣”（《商君书·修权》），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取信于民。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严格论功行赏：“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这一赏赐制度的建立和严格执行，是秦国最终战胜六国的重要原因。因此，历代君王都重视赏赐。当然，滥赏成风，会加重财政开支和人民负担。

按照赏赐的原因，可以分为功赏、绩赏、德赏、庆赏、喜赏、贡赏六类，基本上历代如此。在此，我们单说归于庆赏一类的年终奖，一般又叫“腊赐”。

庆赏是国家节日或庆典时的赏赐。帝国册立太子、册封皇后、新帝即位、皇太子及冠、帝王生辰及郊祀、明堂大礼等，都会举行大赏。另，遇重要的节日，如立春，冬至等节日，也会赏赐。

汉代皇帝每年两次赏赐百官，分为春赐和腊赐。据《汉官仪》记载，春赐是“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60匹，执金带吾、诸校尉各30匹。武官倍于文官”。

腊赐则“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3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丞、郎各 汉尚书令印万5千。千石、六百石各7千。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5千”。（同上）

腊月接近年关，腊赐就与现在的年终奖非常相似了，因此，汉代的腊赐又常常被视为最早的年终奖。

为让官僚过肥年，腊赐明显厚于春赐，且不仅高官者得赐，连边郡小吏也有份，只不过数目很小而已。据说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钱，年薪大约25万元。仅腊赐钱一项，就比一年的工资还多。

北宋的文武百官工资很高，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像开封府包拯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每年折合人民币高达600多万元，跟现在的垄断国企高管的年薪有得一拼。

不知道是不是高薪的原因，宋朝官员的年终奖就不像汉朝那样大发特发了，而是每年冬至时，皇帝给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两坛黄酒。宋朝一石米大约相当于现在50公斤，这几件“年终奖”加总折算下来，也就几千元钱，对于高级官员来说，这更具象征意义，象征着皇帝对爱卿工作成绩的肯定。这有点像香港的做法，用高薪代替年终奖。

从汉、宋两朝年终奖可以看出，古代官员年终奖按权力等级标准发放，宗室、外戚以及高级官僚获得赏赐的机会多，中下级官僚获赏的机会很少。或者说，古代高级官员的年终奖由皇帝发，而中下级官吏的年终奖则由各级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

可是各级政府官员还能想什么办法呢？想要过肥年，无非是向下勒索而已。下面的官吏知趣的，会在年终大节时，层层向上敬奉，叫“炭敬”，其实就是年终节礼，故又叫“节敬”。

再有就是衙门创收用于发年终奖。譬如隋唐时，朝廷会给各衙门一笔基金“公廨本”，也有官吏们自己凑的集资款，由各衙门派专人放贷生息，进行创收，以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于是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放高利贷，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那些搞创收的人被称为“捉钱小吏”，规定他们每月交纳利息，做得好的还可以转为正式官员。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官署留大头，变成“小金库”，一部分拿来公款吃喝，一部分官吏私分，私分的形式就包括了发“年终奖”。

古代“帝国公司”以及其下属的“分公司”（各级政府），其收入来源相对稳定，哪怕是衙署创收，有权力作后盾，来钱也非常容易。这就决定了古代官员的年终奖比现在公司职员的年终奖要旱涝保收得多。

其实，就算今天，情况也是如此，譬如2013年台湾经济增长缓慢，市场不景气，企业日子难挨，员工的年终奖也跟着缩了水，可公务员的年终奖却没受到什么影响。高官年终奖最多可拿3.5倍月工资，这是官员非常看重的一块收入，就是没钱也要发奖金。至于内地如何，大家都耳熟能详，无须我在此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