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

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