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明主”真的比“昏君”更高明?
选自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6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进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到了642年(唐贞观十六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握全权,并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大概从这时起,形势开始恶化起来。在接到新罗的求援以后,唐朝开始出面调解,敦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此事的元凶在于泉盖苏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凶、解救民众为理由,于贞观十九年(645)派遣水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太宗本人也亲率部队渡过辽水,对安士城进行攻击。
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这次战事的成本及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朝,但战争过程及其失败的方式等却与隋朝同样。其后的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徵在,当不至于如此。几次出兵的结局都是同样,唐军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太宗头疼之事,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记载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氏是鲜卑出身,以贤后而著称于世。太宗与长孙氏之间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由嫡长子继承大位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承乾在过了二十岁以后,开始沉溺于和年轻僧侣保持一种倒错的性关系;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装,头上梳起突厥人的发式,在宫中搭起帐篷,极尽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事。最后竟然情绪失控到了想要杀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亲的地步。承乾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宗过分宠爱魏王,并显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魏王李泰身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的欢心。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承乾感到焦虑,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稳。
最终结果是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按照常理而言,其后应该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然而却节外生枝,出现了变数。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他的逻辑是:事态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精力已远不如当年的太宗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治仅仅只有十六岁。长孙无忌的想法是,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惨的结局。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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