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 (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 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又称磁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 ‘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

黄遵宪的具体解释中显然有未必妥当之处（如对“夷”字的辩解），但他主张以“华夏”为中国国名的态度却是鲜明的。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过来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他和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抨击《湘报》好用“支那”、“震旦”等词的为文现象。不过，他们对“支那”一词的反对，是同笼统反感一切新名词的顽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就“支那”一词而言，其意见未尝没有合理之点，但由于其所述理据不足（当时还不知此词在日本已开始具有歧华意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们在戊戌时期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省。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尽管他还没有放弃使用“支那”一词，但在写作史书时，却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他写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前述孙宝瑄反对梁氏使用“中国”自称国名，即是明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涡），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第一盲从难怪）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他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他尤其厌恶日人对于“支那”二字的读音，怎么听都觉得恶意丛生，因而他解释说：“支那，倭音读西那シナ，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俗称东西）之义，又与ヒナ音相近，释雕泥木偶也。”诚如实藤惠秀所言，王拱璧关于“支那”读音含义的具体说法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对于日人包含了轻蔑感情的“支那”和“支那人”语调的强烈反感。

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此时中国人自己，则更无理由再自称“支那”）。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照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 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指中华民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以及中日双方民族情绪的对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与此相一致，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中公开歧视华人的词汇，也都同“支那”一词一样，逐渐地走向消亡或改变原义。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必然。

baidu语尼玛印度阿三的英语口音，真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