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河北正定办公室里的习近平。

肇始于1982年“首都圈”概念的提出，京津冀一体化的孕育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多年。期间，几易其名，甚至在地理划分上也几经变更。

伴随“习式棋局”的轮廓初现，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合体”也迅猛推进。及至当下，漫长的孕育期已孵化出“三胞胎”联动发展的雏形，与珠三角、长三角南北呼应，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

由于孕育期的太过漫长，京津冀一体化错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青壮期，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一直被视为无法融合的“双黄蛋”。京津为双黄，河北像蛋清一样将两个紧紧相连的直辖市包裹其中。因为没有高层级的外力干预，三地在经济层面上各行其是，处于相互割裂，竞争大于融合的境地。

与邻为壑的属地观念造成了1十1十1＜3的尴尬局面，这在牵制整个经济大盘的同时，也造成了现实的诸多困境。三地之间的经济体量形成断裂式的鸿沟，京津洼地和虹吸效应将河北的优势资源几近榨干，三地大气污染已经让居者忧心忡忡，北京城市病已入膏肓。这既不符合“先富与共富”的历史宣言，也不符合中国道路的政治正确。

因此，如何将“双黄”与“蛋清”互为融合，甚至孵化出共进共享的“三胞胎”，一定意义上成了习李政府的“一号工程”，而政治先行成了破局的关键所在。

“京津冀”身份异同与现实困境

由于行政级别和自然属性的差异，“三胞胎”在不同的维度有着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的差异在中国式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转换成了一种历史困境，更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中梗阻。

首先是行政级别的不同，北京以首都和直辖市的双重身份独领风骚，天津以直辖市的身份居其二，而河北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也仅仅是一个地级市。这种行政级别的差异最直观地体现在了地方领导的不同身份上。北京方面，市委书记郭金龙为政治局委员，市长王安顺为中央委员，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副市长陈刚三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天津方面，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市长黄兴国为中央委员，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新晋副市长段春华一人。河北方面，省委书记周本顺与省长张庆伟同为中央委员，而副书记赵勇与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二人则是中央候补委员。

通过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及级别，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地在中共权力架构中的话事权，而这种话事权可以有效地争取到最大的政策与资源支持。

作为首都的北京，又是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驻地，这更是津冀两地无法望其项背的硬实力。所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格局中一家独大是带着先天的基因。

在自然属性方面，虽然河北体量巨大，并且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但由于地理上将整个北京和天津（除了东南部的渤海湾入口）包裹其中，所以在虹吸效应的催化下，这种人力和资源的优势都被吸附殆尽，并且要积极充当首都北京的“护城河”与“排污池”。

北京的政治地位有利地对冲了地理位置上的腹地化。而天津则东临渤海，是天然的远洋航运港口，由此地理优势而建成的副省级国家新区成了天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因为身份的差异而带来了一系列掣肘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的现实困境。首先是政治地位不对等造成的行政藩篱，只有单向度的利益输送，而没有形成对河北的反哺机制。其次是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北京集中了大多数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天津坐拥高端制造业，而河北只有高污染、高耗能、低收益的钢铁及化工产业。第三是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北京集中了大多数教育、医疗和科技资源，也是央企的总部基地，而津冀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尤其是河北，相对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而这种现实的困境又直白地反映在了具体的数据增长上。刚刚过去的2014年上半年，天津的GDP增速为10.3%（总量：6579亿），北京为7.2%（总量：9112亿元），而河北只有5.8%（总量：13155），位列倒数第二，居黑龙江之前。

由于GDP数据在地方干部的考核中长期占最大权重，所以，地方干部又会暗中结成利益共同体。京津不情愿向河北输送优质产业，河北又不愿意放弃暂时能带来GDP效益的钢铁及化工产能。由此，需要强力的顶层设计来擘划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和三胞胎的平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