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究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谐。所谓“文质彬彬”，很好地诠释了儒家的矛盾思想。

所谓孔子的“文”，装饰、精加工；“质”则是质朴、本来面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质朴，同时有修养。如果过于质朴，一点修养也没有就显得粗野；而相反，如果太讲究修饰，一举一动都中规中矩，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样的人就虚伪。因为他永远在说正确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这得用多深的心计啊！这样的人你敢跟他交朋友么？反正我不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就叫“文胜质则史”。由此可见，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最好。这就是中庸的“中”。

贱养男，贵养女，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一定有社会文化的互补结构，不走极端，才能长久。在古代，男人当官后，只有封母亲和妻子为诰命夫人的，从没有封其父亲的，这恰恰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弥补。

然后再说“庸”。“庸”这个字，有“常”的意思，普普通通，不唱高调。除了平常普通以外，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常用”。也就是说，经常用到的这个普普通通的“道”，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一定是常人之道。即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决不唱高调，决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比如《礼记》里面讲，“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出门的时候，得告诉父母；回家后，跟父母打个招呼。这太好做了，太容易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

认真说起来，我看现在很多孩子还做不到这些简单的事。

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就是说，别人对我很坏，我却用好心和恩德回报，你觉得如何？如果是现在，肯定很多人说，好啊！多高尚啊！但孔子说，不可以。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就是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又拿什么回报恩德？或许有人说，也可以“以德报德”嘛，那好，我问你，恩德用恩德回报，仇怨也用恩德回报，对于恩德来说，这公平么？

所以，以德报怨是可以讨论的。那应该如何呢？孔子说了八个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康有为在《论语注》里说，“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什么意思？“以德报怨”确实是道德高标，孔子难道不能提出这样的高标准么？能啊！那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孔子意识到，这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作为标准提出来。道不远人嘛！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实行，这道德肯定行不通。行不通，又提倡，结果只能造就伪君子。

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用最土的话说，就是三个字——看着办。如果再展开，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看到有听众摇头了，你是不是想说，“以直报怨”难道就是随心所欲，没原则啊？当然不是，孔子是讲原则的，中庸本身就是最高原则。它不拘泥于以德报，还是以怨报，多种选择，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而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解决了问题，又坚持了原则。

事实上，守住底线，比追求高尚重要的多。我看过台湾的一本道德小册子，规矩定的很细。“长辈和女士，若未先伸出手来，不得握手，应先鞠躬以为敬”“使用西餐餐具，动作应从外向内。”

规矩说起来很小，但未必人人能做到，现在大学里，毕业生拍照的时候，跟老师勾肩搭背，很不礼貌。在语言上，很多人也不注重规矩。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老婆，叫做夫人，闹了大笑话，在古代，“夫人”是对其他人妻子的尊称，不能称呼自己，当然我也不主张回到“贱内”，我觉得最好就是“我太太”或者“孩子他娘”。另外，自己的儿子叫“犬子”，女儿叫“小女”，不能叫“犬女”，因为姑娘是要嫁人的，你这么一叫等于提前把亲家给骂了。还记得我父亲病逝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吊唁短信，其中有不少人开头就是“惊闻家父仙逝”，我说，你爸没死，死的是我爸！

道德绝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其实也未必会利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太平。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路人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

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等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这么一来，川陕大道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人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荒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这只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道德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聪明的自私，通过利人来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