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成败转头空，自古成败论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戎装要求北上抗日的青年学生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而张学良是代人受过。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考这位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1934年才成为张学良的机要秘书的。他口说无凭的话，可信度绝对是值得商榷的。

从时间节点上看，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近代史研究学者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做了诸多抗日战争的准备的，对这些我们不能够一笔抹去，毕竟我们要尊重历史：

首先在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四十个师，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原来打算武装八十个师的计划，因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

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再次，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七七”之后，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

关于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这个问题还纠缠不清，中国历史教材一直含糊其辞，没有据实书写，致使上亿的年轻人都以为是共产党领导的。

很多历史真相，其实并不是几个历史学家创造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用血肉来书写的。我们必须尊重为抗日救亡牺牲的中华儿女，而这种尊重应该超越地域、超越党派、超越制度，没有别的，只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baidu语学生的请愿没有错，学生代表一种思潮，中国的领土已经被侵占，每一个中国人都盼望着反抗，夺回失去的领土，但学生不懂政治，战争是硬碰硬的较量，当时中国贫弱，无力与日本抗衡，盲目的反抗只是送死，只会让中国更快的沦陷，蒋也希望反抗，918之后，蒋努力的发展经济教育交通外交，并秘密组建德械装备军队，正是为日后的抗日做准备，当时的青年学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蒋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