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 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 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 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 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 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人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 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X产X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 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X产X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 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