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谈及中日战争，通常最早都是说1894年-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泱泱大国惨败给日本，举国哗然。

因为，这就像是篮球比赛，大学篮球队竟然输给了我们印象中的初中篮球队一样。甲午战争的影响对中日双方都是巨大的：对日本来说，战胜中国获得的大量资源加速了日本的腾飞和灭亡中国的野心；对中国来说，则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引发改革浪潮。

但是，这并不是中日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海战。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就以少胜多，打的日本人近千年以内再也不敢打中国的主意。

7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虽然这三国都与大唐建立了册封关系，但是远近亲疏不同。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新罗则向中国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统朝鲜半岛。

东洋“大三国”的座次怎么排?7世纪中叶的这场较量给出了明确答案。7世纪中叶， 日本已拉开“大化改新”的帷幕，羽翼稍丰，自我感觉不错，欲一现锋芒，于是应邀参战。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轨、杜爽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江口。

白江口又称白村江，就是现在韩国锦江入海口，地处中国和日本中间地段，既是东洋战略要地，又颇具“执东洋牛耳”的象征意义。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犊”般的日本势在必得。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在这里与“虎师”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倭军（兵力4万2千，战船1000余艘），唐军（1万3000，战船170艘）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

就在这天的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

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

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

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

第二天在白江口再次爆发战争，日本战船一路朝大唐船队中军直冲而来，大唐船队迅速展开对其进行了包围。数万日军被大唐军士吊打，白江口水域瞬间就变成了血海。日军在此时快速的登上大唐的战船，以发挥他们的近身作战能力。

但是，这个却是日军一厢情愿的想法，刚一上船的日军立马就被大唐由唐刀组成的士兵是一顿暴打。最终，日军船队彻底丧失战斗力。

倭军海上大败，唐罗联军陆战部队从9月1日起围攻周留城，两天之后已经获得白江口战役完胜的刘仁轨部也自水路到达城下。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五天之后，即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9月7日，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

9月11日到14日，枕服岐城(今全罗南道长城郡森溪面)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日本残余船队聚集到慰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日军会合。9月15日，他们集体扬帆，向日本进发，不再与唐罗大军争锋。

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

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后人仰望感慨。

白江口之战，日本虽大败，但此后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

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和中国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