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近九成的受调查者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强调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会规范来规约各种利益主体。但调查发现，当今社会有高达88.0%的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者分别占60.2%和27.8%)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近年来在网络上频发的公开求包养、炫富事件，以及沸沸扬扬的各种娱乐丑闻“门”更突出地说明了中国人当下信仰缺失和道德迷失状况。

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超过半数的网友(占比57.5%)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奇怪，“大师”王林事件曝光后，“官场迷信”再度成为舆论关注和讨伐的焦点。部分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折射的是他们“权位观”和“为民观”的偏执与错位。官场迷信是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场腐败的危险信号。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50.8%的网友认为“制度层面，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效仿的对象”是造成这一病症最主要的病因。“没有漏洞，就没有缺憾”，信仰与其说是束之高阁的繁文缛节，倒不如归为行之有效的典章律法。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则分别以20.8%和15.1%的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大因素。这说明信仰还受到经济因素和认知层面的影响。

2、关于“看客心态”。“看客心态”并不特定在哪类群体上表现更明显，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看客

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中认为这一心态“很普遍”、“较普遍”的网友分别占63.7%和25.5%，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可见，“看客心态”已不再局限于学术探讨，它已成为“飞进寻常百姓家”的流行语。

概括来说，看客心态即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的情绪和态度。当回答，“以下哪类群体的‘看客心态’最普遍”时，“说不清，因人而异”得票最高(占比31.3%)，就受访者来看，看客心态并不特定地存在某一特定人群，社会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看客。当今社会，老人摔倒讹诈路人、见义勇为遭人冷眼、好心少女帮孕妇却被杀等等事件的发生，让“好人有好报”一说变得如此苍白无力，由此演变的“看客心态”逐渐成为“路人”自保的护身符，“宁少一事不多一事”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心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26.9%，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官员是看客，更多地是与其高高在上、拥有权力、占有资源、享有话语权却往往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关，在强拆的冷漠中，在截访的无情中，在灾祸面前的微笑中，均有官员的身影闪现，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官员的形象。

调查结果显示，“冷漠和麻木的负面示范效应极易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34.9%)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泛滥，会严重影响公民的道德素养”(25.1%)成为“看客心态”最大的危害。从宏观角度来看，看客心态不仅是一种孤立的病态，还是可以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原罪”，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从微观角度来说，“看客心态”是一种腐蚀剂，这种心态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会侵蚀健康的人生境界、破坏高尚的道德情操。

3、关于“习惯性怀疑”。“政府公信力下降”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的主要祸根

当被问及“习惯性怀疑”的表现时，“政府说什么都不信”(41.2%)、“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35.2%)、“怀疑食品、药品的安全性”(33.5%)、“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信任”(28.0%)是社会各群体认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政府公信力下降”(24.0%)、“社会诚信缺失”(22.4%)、“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16.6%)、“特定职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14.6%)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今天，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成为公众的集体意识，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公正……诚然，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但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却值得关注，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与此同时，得票率为32.6%的弱势群体成为易患“习惯性怀疑”症的第一大人群。这一方面源于弱势群体占有极少的社会资源，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他们无法凭借丰富的信息资源了解社会诸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只好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来面对未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弱势群体享有较低的社会认同，怀疑一切的心态其实也反映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

4、关于“娱乐至死”。61.0%的受访者认为“娱乐至死”是社会流行的病症，官员群体和青少年群体成为最易感染人群

此次调查中，有61.0%的网友认为“娱乐至死”是社会流行的病症，其中认为这一病症“很普遍”和“较普遍”的分别占32.7%和28.3%。这说明了，娱乐之风、享乐之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社会疾病。

究其原因，“社会价值观体系紊乱，缺乏健康的公民文化土壤”(50.4%)、“逐利主义、拜金主义驱使下‘一切向钱看’所致”(46.9%)、“权力操控文化市场，管得过严、过宽、过死，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难产’”(43.6%)是导致“娱乐至死”病症的前三位原因。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雪野所言，“当今，从电视到电影，从报刊到新兴媒体，无不充斥着以感官刺激为表象、穷尽低级搞笑、卖弄噱头之能事”。在这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娱乐被民众曲解为享乐，娱乐演变成一种文化产品，它需要借助市场来满足消费者各式各样的需求和欲望。享乐主义代替了娱乐品质成为了最直接的消费形式。

从调查中可看出，官员群体(36.5%)和青少年群体(27.1%)成为这一社会病症的主要人群。中国现有制度的缺陷放纵了官员的越权行为、减少了违法乱纪的成本。如果说官员群体的娱乐是“明知故犯”，那么青少年群体的娱乐则是“无知者无畏”。青少年崇尚一切形式的刺激，意欲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他们的娱乐心态也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冒险和窥探。

5、关于“暴戾狂躁症”。85.3%的受访者认同当前社会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最为理性、冷静

“易偏激、动怒，恶语相向”(42.5%)、“动辙以威胁他人或自己的生命为解决之道”( 24.4%)、“恶性事件中手段残忍”(24.3%)，成为暴戾狂躁症排名前三的表现。高达85.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上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选择“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比39.8%、45.5%)。而“弱势群体”(33.6%)则被认为是患有“暴戾狂躁症”最为显著的群体。缺乏机会、缺少资源，被剥夺、被挤压等“标签”是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如此分析。

而事实上，暴戾与狂躁又紧密相随，暴戾以“饮鸩止渴”的极端化方式图一时之快，暂时缓解了问题，却也起到了极为负面的示范效应，催生出更多的绝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冲击的不仅是社会的安全防线，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在一个心理失衡与安全感匮乏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弱势群体”。

相较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在受调查者看来是最为理性、冷静的群体。尽管从严格的社会阶层分类定义出发，这两类群体较难并列，但他们身上强烈的职业辨识度与职业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的判断，即人们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层有责任、也有能力担负着一个社会“稳定剂”与“缓冲器”的重任，也理应发挥缓和社会矛盾、消弭社会裂痕的作用。

归纳病因，“社会不平等加剧，弱势群体被剥夺感强”(42.4%)首当其冲，成为诱发“暴戾狂躁症”的第一诱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淡薄” (35.9%)，而“压力型社会，个体易产生焦虑感，负面情绪易被激发” (34.0%)、“人际关系淡薄，充满不信任，易偏激、动怒”(23.9%)，属于社会“暴戾狂躁症”的次属诱因。显然，在公众看来，与日常生活层面的因素相比，社会结构与制度机制上的问题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