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编导的《扶贫路上》在广西试演成功

从因悲伤而做戏，到国家话剧院分管艺术创作的副院长，短短两年的时间，田沁鑫再度发力，蜕变成为为人民发声、为时代抒怀的使命导演——国庆晚会《奋斗吧！中华儿女》的副总导演、“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的戏剧总导演，全国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剧目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编剧、导演……她用自己一贯的中国美学、文人风骨讲述着主旋律故事，也圆满着自己用艺术“描绘众生”的小小野心。

第一次真正参与电视节目疲惫至极

但状态却是高兴的

2020年8月7日晚，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故事里的中国》摘得了其中备受关注的“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大奖”，就在此时，节目的第二季已经悄然开始录制，而田沁鑫也一头扎进怀柔影棚，开启自己并不擅长的熬夜模式。戏剧＋综艺的原创表达，让这档国话和央视联手打造的文化季播节目，从第一期“永不消逝的电波”就以爆款之势横空出世。

作为《故事里的中国》的“戏剧总导演”，田沁鑫是代表国家话剧院，带着向经典致敬的“光荣使命”进入的，“第一季我们做了很多新中国70年来改编的故事，第二季则大部分是原创。新中国新时代真正感人的故事，文艺加工的素材少，难度大，创作中一直被人物原型感动着。”

虽然之前也做过不挂名的策划，但这次却是田沁鑫第一次真正参与电视节目的录制，熬夜、晨昏颠倒是常事，疲惫至极，但状态却是高兴的。“每一个都是新鲜的故事和人物，第二季舞台上还会出现不同的地域环境，比如钟南山这一期，舞台上就会出现动车和天河机场，以及从武汉到北京的场景转换，包括那段时间频繁出现在新闻中的武汉金银潭医院，这些记忆中的场景都会用大屏和演员的表演来还原。”

回首第一季，田沁鑫毫不讳言：“每一集我都喜欢。但最难的是《横空出世》那集，那一期是以钱学森为原型展现原子弹的诞生，为了呈现塔爆基地，我们第一次在主舞台上换景，原来我们是希望把戏剧舞美做得简洁些，但这次不得不换景真是一个课题，好难完成。经历了这次，到后面的《青春万岁》，那就是愉快地难着了，从教室到天安门广场，展现青春的聚集，现在回想都不知道当时是如何完成的。”

“第二季《故事里的中国》中必定要展现抗疫故事，其中一集叫做《战役中的青春》，我们专门邀请了北大援鄂医疗队的90后，教演员们专业知识，包括如何快速穿脱防护服和抢救的流程，我很关心演员的专业度，甚至包括舞美设备，经过影视化拍摄要还原一些场景，每个细节的真实性和语言上的真实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胡歌用表演诠释了

“戏是妄语，我却认真”的境界

作为国家话剧院分管艺术创作的业务副院长，时任院长周予援将《故事里的中国》以任务的形式交给田沁鑫时，她不仅没有推辞，甚至还有些兴奋，“借助电视媒介，我终于可以深入接触这个世界了。但没想到，真正一上手就又回到了一线，进入了一个干活的状态，电视工作者非常辛苦，也只有年轻人能够熬夜完成。”

今年国庆期间开播的第二季，田沁鑫觉得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比如《十八洞村》，隶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其实是云贵川聚集的地点，生活在这个地域，人说话方式会有些串，让演员说这样的话，我其实有点担心，但王雷最终的呈现，我只能说我被演员震动到了。”

《故事里的中国》除了题材故事本身正能量的传递，明星演员也成为创意的看点。“胡歌是让我尊敬的演员。其实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前，我们先是合作了国庆70周年的晚会《奋斗吧！中华儿女》。其中‘共和国之恋’的戏剧片段展现的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以身许国，在飞机失事的一刻，用身体保护珍贵文件，最终让公文包内的所有数据完好无损的故事。本来是一个朗诵式的片段，后来做成了戏剧化的演绎，其中演到他坐飞机遇颠簸，离地面还有400米时和警卫员一起抱住公文包的场景时，感动了观看的每一个人。一个人品质的高尚，如果仅仅是表演，那只能是形似，人之伟大就体现在关键时刻的一瞬，能否丢去小我，成就一个伟大的灵魂。为了那个生死攸关的瞬间的表现，胡歌一次次在平地练习摔倒，他没有偶像包袱，演员大都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但胡歌却不，他很从容冷静，总是以一种很安静的状态去接受导演的话。此外，他还是一个求真的演员，《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在演与妻子分开时的那段戏时，妻子问他能不能对孩子发誓，那时的他不可以撒谎，胡歌的表演是没有回答，而是拥抱了妻子。胡歌提出这样的处理后，我毫不犹豫答应了。一个演员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更好的方式来诠释他与妻子的爱情，其实和他本人的坦诚有很大关系，他用表演诠释了‘戏是妄语，我却认真’的境界。”

每拍完一个新故事

都有种从虚空中落地的快感

每拍完一个新的故事，都让田沁鑫有一种从虚空中落地的快感，“那是一种让人忘掉疲劳的外在环境的刺激。”

《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中，关晓彤出演的是一个真实的蒙古草原题材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孤儿养育28个孤儿的民族团结的传奇。“拍摄时，有两匹马会上台，还会尿在舞台上，现场充满了草原的真实味道。关晓彤是地道的北京姑娘，但为了接近人物，这次则要说蒙古族普通话，而关于这个民族的普通话，我们其实并没有耳音，很难捕捉到语言关键词的特点，但演员真的太棒了，关晓彤和曾黎非常快就进入了那个语言体系。”

田沁鑫还用导演特有的方式点评了给她印象深刻的几位演员，“可以说《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刘涛的话剧处女秀，她的爆发力非常好，原来我觉得她就是个很明媚的大姑娘，没想到她的爆发力强，投入也很快。之前她曾经在军队里演过小品，舞台形象非常好。吴谨言没有偶像包袱，也不谄媚，通常的状态是坐在角落里背词，年纪小但很用功、敬业，即便拍摄到凌晨3点，她每次都能哭出来，还主动要求妆再化得朴素点。辛柏青在《凤凰琴》里出演的校长操着一口河北话，倪大红的‘座山雕’，虽然生活中还是那样蔫蔫的，但镜头前控制力很强，还有郭涛的《平凡的世界》，《烈火中永生》里的刘烨和陈数，以及李乃文、涂松岩和闫妮，都让我印象深刻，还有李光洁，真是越来越有型了。演员们对于这种60%影视化、40％戏剧化表演的分寸掌握真是非常精准。”

戏剧与电视结合

从创意到完成需要一个复杂的工序

在田沁鑫看来，如果没有这次担任《故事里的中国》戏剧总导演的经历，她在国话是不可能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做这么多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机会的，“每一集都是半个小时的‘大戏’，也给了我尝试影视化拍摄的契机，栏目组的年轻人很敬业，要求也很严格，从剧本呈现到文化访谈，文字的完整度和采访的逻辑性都很优秀。”

戏剧与影视结合，此前被认可的范本当属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电影，“我们一直在探究戏剧可以和影视结合的点在哪里？影视化拍摄的视角从哪里切入？我们都喜欢NT live（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电影）用电影记录舞台的方式，采用的是戏剧的表演方式以及电影化的拍摄手法。而《故事里的中国》是在电视平台播出，这样的方式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内核是结结实实的戏剧故事，守正创新的意义在于要完成扎实的有逻辑的故事，要从表演上看到中国戏剧演员的水准和导演对结构的把握。戏剧本身有着严密的心理逻辑，需要短时间把一个故事编织出来，而与电视手段结合后，其实是同戏剧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从创意到完成的结构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工作的方式是，先要做一个故事，然后导演组需要找很多的资料，各种真实翔实的资料，之后再找专家论证，以确保专业用语万无一失。编剧确立故事后导演组需要确立主场景，然后是作曲、找演员，灯服道效化全部到位后，先进行群众演员的戏剧排练，主要演员进入后再进行围读，半个小时的呈现工序其实很多很多……”

田沁鑫认为，从第一季到第二季，难在很多人物是当代大家所熟知的，“比如钟南山院士，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通过看书、看他的报告文学传记，搜索到可以成为故事的元素；比如牺牲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黄文秀，我们也是从素材中找故事；包括雷锋，除了苦难的童年，应该怎样把雷锋精神提炼出来，我们反复讨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是什么？我们甚至还展现了他的前史，比如为了见他的老乡毛主席，在金水桥等毛主席下班，结果没有等到。还有在抗疫斗争中担当大任的90后，我们着重表现了他们在飞机上忐忑的内心，毕竟下了飞机就是战场了，戏剧是可以说出心灵秘密的，援鄂医疗队的队员看后说很感动，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作为导演，我一直敬畏我的职业

近日，田沁鑫刚刚在广西完成了由她编剧、导演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试演，对于黄文秀这个在花季年龄逝去的美好生命，田沁鑫的创作也可谓动了真气。“都说主旋律题材不好做，做英雄人物有时会有超越故事和人物之外的一些遐想，把艺术审美和主旋律题材进行融合，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障碍的。在做一部戏前，我不会过多去想是主旋律题材还是所谓的艺术题材，我想的是如何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不添枝加叶，正常就好。审美本身是随善而行的，奇迹自然会发生，而不要去创造奇迹。民族歌剧本身就是一个新课题，没有一个规律可以去寻找，需要我们自己去重新定义它。”

两年间，剧组主创曾经八次赴广西采风，第一次去百色时，田沁鑫和黄文秀擦肩而过，后来在她罹难第10天，田沁鑫到了她的出事地点，那时道路还没有修复。“我当时就和这个姑娘有了一个感应，当时有一种很大的黄蝴蝶向我们飞来。广西有一个传说，死去的亲人想念家人就会飞回来看看，村长说这是黄书记来看我们了。传说是美丽的，我们也带着这样一份感动来为她和290万奔跑在扶贫路上的‘第一书记’做这出戏。黄文秀的工作环境不是简朴而是简陋，非常详细的三大本贫困户调查显示着她工作的细致。这个姑娘很会唱歌，长得也很好看，笑起来非常可爱，开朗爱笑，但就是这样一个一眼看上去就会让人喜欢的姑娘，到临走都没有休息，非常累，扶贫攻坚决胜之年，她却没有看到决胜时刻，就像脱贫路上的一枚铺路石。我们就是想为她做一个符合中国审美的好故事。”

在田沁鑫看来，这不是大道理，她确实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履行国家给予的一分殊荣和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参与是对于民生和国家建设的一分凝聚。今年‘两会’上唱国歌时，我突然鼻子发酸，这不是奥运夺金的那种感动，抗疫的艰难，国外势力的压力，我能感受到国家的那份艰辛，艺术创作是我的分内，没有理由不做好。作为导演，我一直敬畏我的职业，职业给我带来一份承认，艺术工作给我的是一份安定和安全。至于剧院的行政工作，我还是在学习阶段。剧院今年会着力推青年导演，舞台记录电影的拍摄也在摸索中，时代是向前的，线下的剧场艺术也要迎接线上的到来。”

文/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