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万玛才旦执导的第七部故事长片《气球》将在全国公映，跟前两部作品《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稳定的镜头语言不同，《气球》全片大部分时间都用了手持拍摄，稍微摇晃和运动的镜头，将片中女主角卓嘎面临的多重困境准确地传达了出来。而对于导演万玛才旦来说，即便准确传递出了卓嘎的困境，但却无法给这种困境提供答案，他说，“卓嘎的困境，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困境。”

灵感来自于一只漂浮的红气球

昨天，在朝阳门附近的一家公寓里，记者见到了万玛才旦导演。这些年，他把工作室安在西宁，除了拍片，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北京、西宁等大城市，这种跟故乡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他更加清晰地“回望故乡”，也更加有灵感写出更多故事。

《气球》的灵感可以追溯到10年前。在秋天的一个日子里，他准备去中央民族大学找朋友，走到双安商场的时候，看到了空中飘浮着一只红气球，这个景象触发了他的灵感，很快就写出了剧本，但却没有找到拍摄机会。后来，他写成了小说，发表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2018年，终于有了拍摄机会，他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成剧本，这就是现在的《气球》。

《气球》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藏地推广，卓嘎和丈夫达杰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再生就不被政策所允许。有一天，达杰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父亲突然去世，他悲痛欲绝。葬礼过后没多久，妻子卓嘎怀孕了。迷信的丈夫达杰认为这个孩子是父亲转世，坚决不许妻子引产，可是现实的压力让卓嘎实在不想生第四个孩子了，原本恩爱的夫妻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万玛才旦说，卓嘎跟大城市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除了要考虑经济压力，还要面临信仰和当地习俗的压力，这些困境叠加在一起，就是片中卓嘎面临的难题。“卓嘎的困境也是我自己的困境，我很难帮助卓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万玛才旦最终为这个片子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索朗旺姆贡献了影后级的表演

《气球》的团队依然沿用了《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的大部分班底，索朗旺姆和金巴都在上一部影片《撞死了一只羊》中合作过。

索朗旺姆在《撞死了一只羊》中演一家小饭馆的老板娘，这是一位带点风情的老板娘，在一个长镜头中，她要用眼神和肢体语言来跟片中的卡车司机金巴眉目传情，给万玛才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了这次合作，万玛才旦相信她能胜任卓嘎这个角色。索朗旺姆也很努力，去当地学习方言，去体验牧区的生活，“她最终把一个面临信仰和现实双重困境的母亲的状态，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心理层面的，都表现得特别好。”在去年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索朗旺姆凭借卓嘎一角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气球》是2018年拍摄的，用了40多天时间。影片在青海湖取的外景，而内景是找了一个合适的生活建筑改建而成的，“这样的建筑跟影视城中的建筑不同，比较有烟火味。”

气球是电影常用的一个道具。在万玛才旦看来，《气球》开头中的小孩子把避孕套吹成的气球，象征着现实层面；而结尾处飞向天空的红气球，则有多重含义，“是希望，是虚幻，观众可以自己解读。”

把藏地真实的一面带给大家

描写藏地的电影不少，但在万玛才旦导演的眼中，这些电影中描写的藏族人生活跟现实中藏民们的生活大相庭径，“很多人想象中，藏地或者是世外桃园，或者是充满了宗教仪式感的地方，对于藏地的现实状况没有太多的了解。”作为藏族人，我有责任把藏地真实的一面告诉大家。

万玛才旦喜欢使用长镜头，这些看似沉闷的超长镜头，其最大的用意就是用来展现人物的真实状态，他说：“只有一个完整的镜头，才能展现人物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给出一个基调，就像是长篇小说，交代一个很长的历史背景。这样的铺垫，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

《气球》导演在指挥演员演戏

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拍摄藏族题材的电影，也一直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和电影语言风格，万玛才旦导演身上的确有很让人佩服的地方。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自己的拍摄态度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焦点一直都放在人的身上，希望让大家能感受到藏族普通老百姓真实的情感。”他透露，今后不排除会拍摄现代题材的电影，“比如塔洛进城后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