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没有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后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著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后的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著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有云：“即使是一个英雄，在绝境中也会变成懦夫。”但“泰坦尼克号”却把无数普通人变成了英雄！责任意识举起了人的价值、人的高贵、人的美丽。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于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是海上规则“妇孺优先”这一神话的胜利。但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要求达到的。他们坚守住的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人类价值。

当时，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官员，他可否陪同正怀著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千7百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一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巨轮。

据史家的撰述，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著马德琳到了四号救生艇旁边，对船员解释说，他妻子身体很弱，可不可以和她一起上艇照顾一下。船员回答说：“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目送著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上了小艇。当小艇飘飘悠悠地向远方划走时，他站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后来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德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这是乘客们听到的这个亿万富翁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