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毛泽东主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写就的著名诗词《送瘟神》，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神州大地上，苗蛊盛行，传染病多发，瘟神来袭，千村万户都受到袭扰，以至于病死无算，万户空巷的凄惨景况。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与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同一首诗的后半段，又描写出了人们战胜瘟神，消灭血吸虫病，赶走疾病困扰之后的胜利景象。

为什么人们通常愿意神化或者是神秘化苗蛊呢？他与传染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到1958年，全国都解放了9年，毛主席还要亲自部署这样一场大战役，最后把误传为苗蛊的血吸虫病这个瘟神送走呢？

这是一个秘密，但也不是一个秘密，这里面包含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视，对于破除国人封建迷信思想，提高大家生命健康意识的努力。

一，苗疆之蛊到底神秘在哪？蛊与传染病是什么关系？

苗疆通常是指苗族人生活的区域，在我国大体上是指云贵川湘西一带居住的苗族人民。

苗族是我国境内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生活习俗和民族特性的少数民族，苗族人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在先古社会原来是口口相传。

而在现代社会，借助于网络独有的传播性、流动性、无疆域性，无差别性，很多无法解释的一些民族特性被扩大，填充，更加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比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苗族的赶尸，再比如在整个苗族疆域内盛传的苗蛊。

都说苗蛊神秘，但它神秘在哪，也是众说纷纭，少有真相。

在普罗大众的眼里，所谓的苗蛊大多数都是从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几部小说中得到的感官印象。

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有《笑傲江湖》里五毒教的教主蓝凤凰，其美貌之不可方物与用“蛊”之神秘莫测厉害而出名，这个狠女人在举手投足之间，倾刻就让众多高手倒地不起，一命呜呼；还有日月神教的三尸脑神丹，专门以蛊虫来控制自己内部人，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后怕不已。

而对于“蛊”，其实各地形容不一。

尤其是苗族的苗蛊，更是说法不一，有的说法，偏重于传那是一种专门附在女子身上的一种草鬼，专门供女子驱使。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是部族老者专门鉰养的毒虫，为了保护自己族人的苗寨子而存在。

而广受大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当为关于婚恋情感的“情蛊”，也就是第一种说法。

根据史料记载，若施蛊人将此蛊种入心爱的男人或女人身上，从此对方便会对种蛊人死心塌地不松手，一生不离不弃不回头。

传言中云贵川苗族地区懂得蛊术的苗女，在结婚后一般都会给丈夫种上“情蛊”，而丈夫一旦成功中蛊，此后将永不变心，白头到老。

而在另一个版本的说法中，“蛊”这个词，则演变成了一种巫术。

有人传说是有巫人擅养虫，一般而言是养一对的虫子、动物或某种植物，在需要使用的时候，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将这种东西施法种到他人体内，以达到控制他人的险恶目的。

而实际上，在官方的史料里早就在相关的纪录。

最早可资查阅的资料是在春秋时期《左传》中便有关于“蛊”的记载，而到了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作了多次与“蛊”相关的记叙描写。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土狗灭蛊”这件事，一来可表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蛊”，再一个就是那时所说的蛊，与当今所言说的蛊并非一回事了。

而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医学文献记载中，“蛊”其实就是一种看上去比较怪异的病。

比如说，在医书《证治汇补》中曾提到过，“胀满既久，气血结聚不能释放，俗名曰蛊。”

在《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珍藏论》中，则把蛊记载为“腹冤热而痛，出白，一曰名蛊。”

这从中可以说明，在古代的记载当中，蛊是一种会使人腹胀、腹痛、腹泻乃至腹部淤血面色苍白的病症。

而在1956年，根据著名中医学专家傅在希教授的研究，可以确定的是，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蛊病”实则为血吸虫病。

傅教授描述血吸虫病患者的典型症状，表现为腹部肿大、发热、全身皮疹、腹痛肝痛等等，与古医书籍中所描述的“蛊毒”症状可谓完全一致！

由此看来，傅在希教授判断应该是准确的，血吸虫病，极有可能便是历史上流传的“蛊病”中的一种，只是由于现代缺乏古代流传下来的“蛊”的实物，所以暂时无法完全证实而已。

二，近代以来蛊病没有得到根治，为何拖到了1958年国家才集中打完歼灭战，原因何在？

由于医学水平的低下，自近代以来，各届政府，不论是清朝还是民国，都对血吸虫病毫无办法，更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贫困而根本无法找大夫就医，以致于血吸虫病成了贻害广大人民群众的难治之症。

从血吸虫的防治历史来看，1928年，国民政府便成立卫生部，由卫生部具体负责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和研究。

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把重心并不放在人民群众身上，而是放在打击共产党身上，所以对治疗各类传染病并不重视，所谓的卫生部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力，这从根本上导致血吸虫的问题根本无人管无人问，最终这种传染病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遏止。

而后，随着中原大战、桂系反蒋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人民群众的生死尚无人过问，更别提血吸病这种传染性疾病了，所以，中国大地上血吸虫的防治几乎完全停止。

在共产党解放区，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围剿，加上解放区医务人员有限，防治水平的低下，实际上对血吸虫的防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

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第四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山东兵团的大部分北方官兵开始进军南方，他们自此遇到了此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没有遇到过的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类问题。

这属于老同志出现了新情况，他们在南方水土不服了，遇到了南方的天气、气侯、蚊虫让他们极度不适应。

特别是从北方来到南方水系多的地方作战，血吸虫的横行无忌更让他们无所适从。

根据科学检测，血吸虫的生活史就以水源寄生为主，未感染时血吸虫就停留潜在水中，一旦有人们沾染这些水源时，病毒就会通过口、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进而在人体中寄生长大。

当时人民解放军中的北方官兵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而出现一些情况，最典型的就是在解放上海时曾遇到这些问题，当时在军中已经漫延开来，而围攻上海的主力，即第三野战军的主力第九兵团居然感染了3.3万人，这个情况引起了军队高层的极度重视。

而第四野战军在进军中南华南时，不得不因为官兵对南方的水土气候以及血吸虫病等传染疾病的不适，而选择了短崭休整，让部队及时恢复战斗力。

对这一情况，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提出要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于是，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便对血吸虫病展开全国性的摸底调查，调查结果却是那样的触目惊心。

据调查结果来看，在全国南方的12个省，均发现了血吸虫病大流行，全国总共才不到四亿人口，可血吸虫病的感染人数已经累计达1160万人。

最为典型的是在江苏省高邮县，在当地情况最为严重的新民乡地区，总共有5442名居民中，就发现有4300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有1335人接连死亡，而这个县周边的乡镇也先后有294人因此病去世。

摸底调查结果骇人听闻，震惊了中央。

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意识到了这个病对于人民群众的威胁之大，经过当时有关部门的深入研究，发现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有一亿人口的潜在感染者会转化成实际感染人，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也是一个新兴国家不可能承受之重。

这场仗必须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中共中央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若要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非得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打一场消灭“蛊毒”血吸虫病的人民防疫战争！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时，把有价值的东西都带走了，只给共产党新中国留下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

很多医疗专家也都出走大陆，以致于卫生医疗战线人员十分缺乏。

加上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安全稳定，国内继续解放老少边穷地区，并接连开展了活动，肃清反革命分子、潜伏特务等。

对外方面，又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全国人民都在全力支援这场定国之战，所以，整个国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资源来进行传染病的防治。

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经谈判结束，国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了，这个时候，党和国家才有时间和精力来和各种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斗争。

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解决千百年来历代都没有解决的民生病痛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体现，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奇乐无穷的斗争精神，所以中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真正向血吸虫病开刀，争取打个彻底的歼灭战。

1955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百忙之中放下所有事务，亲自赶往杭州，专门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全国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有关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会议指导和部署“抗击血吸虫病”方案。

在充分听取了江浙地区领导及各地专家的汇报后，毛主席当即发表重要指示，中央成立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为主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期能够全面指挥华南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于是，九人小组开始了发动全国人民以轰轰烈烈的大运动方式消灭血吸虫病，这场大战最终以全员大歼灭战的方式拉开了序幕。

三，毛主席亲自部署，以歼灭战方式完胜蛊灾

最高领导亲自任命的“九人小组”很快便遇到了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具体而言，他们已经认识到，要展开范围多达数省几十个地区的防疫工作，所需要的专业医护人员从哪里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甚至是无法俺是的一个天文数字。

然而，当时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医护人员，全国加起来还不到4万人，而就算是这些人全部调集到血吸病相对集中的江浙沪地区，恐怕也只会是撒胡椒面，最终是杯水车薪。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58年，血吸虫病越来越严重，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办法总比困难多！

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出手了，出头了，他亲自部署，亲自关心，把防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以方法论的形式予以解决。

根据中央统计，当时全国还有高达30余万人的中医医疗人员，防治“九人小组”在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自部署和支持关心下，很快便决定了要以“中西医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国这数十万人的中医人员纳入到各地的防疫体系之中。

这样一来，防治工作中医疗人员集中短缺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历史总是这样，一项决定或是一个决策，总是要多年以后才能看到它的成效与得失，毛主席与中央的这个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却是对中医的莫大支持，正是因为这项决定，使得当时的数十万中医被正式被纳入新中国的医疗体系之中。

正是因为这个决策，才使得新中国政府以最大努力保留了这一批中医从业人员，才使得民族的珍宝——中医，得以在今天发扬光大，并继续造福于民。

最重要的医疗人员问题的概然解决，使得抗击“血吸虫病”有了坚定的人民力量；有了力量，接下来的大歼灭战便有了物资基础和人力支撑。

通过研究人员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治疗“血吸虫病”，第一步就是需要斩断其主要传播宿主钉螺的传染链。

很快地，各地的“血防所”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人民群众在当地政府以及“血防所”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血吸宿主钉螺的大规模围追堵截。

在当时的条件下，消灭钉螺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在水域喷洒或放药物，直接杀死毒素；二是开展填埋水坑或沼泽地，彻底断绝钉螺的生长环境。

通过强有力的政府组织行动，很快地，南方多数地区便兴起了结合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土埋钉螺的全民大运动。

与此同时，为了斩断传染源和传播链条，全国各地开始了对粪便、阴沟和水源的治理活动，可以说是逢沟必过，逢水必查，务必过关。

比如在毛主席的老家湖南地区，从1957年开始，政府便在要求在全部疫区的粪缸必须集中布置且必须加上盖子，广大群众的生活用水也要求他们尽可能取用山泉或井水，要求非必要尽量少用江河水，并且要求喝水一定要先烧开。

广大湖南地区的群众非常支持这项关项自己生命健康的好事纷纷用实际行动支持。

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加上群众的自发配合，在多管齐下，群防群治的情况下，到了1958年6月，革命老区，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宣布消灭了全县境内的血吸虫病，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很快上报了，而且上的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在显著位置发表，这篇报道被毛主席在读到后，毛主席高兴至极，他欣然提笔，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不多时便写下了两篇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对防治血吸虫病这同一件事，毛主席连作了两首诗，这在主席的文学生涯中并不多见，此事足见毛主席对其的重视与欣喜。

所谓诗言志，从毛主席诗中透露出的情绪与志向，我们便能感受到领袖的为民情怀。

在此之后，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党和政府一直都未松懈，虽然在半个多世纪前，主席便指挥全国军民打了一场对血吸虫病的歼灭战，但及至本世纪初，这场历时长久的伟大抗疫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从此，历史上肆虐神州大地数千年的“蛊毒”血吸虫病，从此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中国家庭自疗神效千方经典》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帝内经》吉林文史出版社

《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徐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约书亚.S.米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