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等级结构中，处境其实是尴尬的。他们大多数人处于中层的最上一层，以及上层的最下一层。在整个利益结构上，他们是受益者，但面对上层的权力—资本，则备感压抑。这使得他们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以及整个利益结构，都具有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的阶层等级所伴随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压抑、纠葛。

不说对上层，只说对下层，这种心态很容易理解。他们确实需要无数粉丝，这不仅是谋求影响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面对由上层所主导的利益结构、政治经济格局时自身的弱小。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无名的下层，一堆抽象的数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筹码，同时，在心理上，也具有壮胆的功能。但社会下层在他们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违逆于其利益的声音，即不能独立地存在，否则，就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比如，在“舆论干预司法”这一伪命题的争议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师和专家，总会跳出来指责老百姓。他们似乎看不到这一双重标准：为什么老百姓议论几句就是干预司法，而你议论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发声，在这个领域，他们的话语权必然削弱，而话语权威的失去，很可能导致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必须保持对此的垄断。如果社会下层独立意识的增强，碰到了这个利益结构，他们肯定是会骂社会下层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没有多少货的“专家”也一样。当他们的声音要对公共事务提出解释、规范时，同样预设社会下层，以及他人只能闭嘴，理由就是人们不懂“XX学”。知识—权力，正是他们本能地要维护的利益结构。

如果一个精英是经济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下层并无同构之处，预设下层社会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并不亚于从权力、资本上层那儿感受到的压抑。所以，要他们带下层一起玩，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一切，都需要在阶层心理、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煎熬一长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