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中国“言官”的危害

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后（1886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北洋海军，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北洋海军有多人受伤，史称“长崎事件”。

对于“长崎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

双方围绕事件的责任认定等，都十分强硬，谈判毫无进展。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随即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

“长崎事件”成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以威压人”的胜利。但这次胜利，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正如伊藤所盼望的“又睡觉矣”。

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根本就不“睡觉”，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之后8年（1894年），韬光养晦的伊藤博文和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就是改变了中日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甲午战争。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还看到了即便是中国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对于“言官”之危害，伊藤看的相当准确。10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而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军机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此事对李鸿章刺激颇大，他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要求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这就是“甲申政变”。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见形势不妙，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

日本武的不成，就来文的。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从清政府手里骗取一点利益。4月2日，伊藤博文用中文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从北京到了天津，希望能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十分欢迎，请他们前来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