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

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此时因为日本国内政争，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

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又应英国公使的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此人虽由李一手栽培，但后来自以为圣眷优厚，对李颇有切割之意。李明确表示，如无伊藤的情面，他将不会对张施以援手，险成“戊戌七君子”的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

图为李鸿章与各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

忽“左”忽“右”的改革让中国错过发展良机。

酒宴上，两人谈及刚刚发生的政变，伊藤告诉李鸿章，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

伊藤到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在武昌访问仅仅只有两天，当地的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至少约合1520万元人民币），伊藤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继续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