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决心进行史上最大力度的政改———推行君主立宪，先派出了两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

以载泽为团长的考察团，负责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

对于中国的政改，日本一直相当关注。早在考察团成行之前，日本报界就开始鼓吹“日清同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导引中国”，推动中国按照日本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大清国派团出国考察宪政，日本舆论普遍比较欣赏。

的确，中国立宪运动的勃兴，本身就是受刺激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立宪的最好样板就是日本———尽管中央还希望通过全面考察进行不同模式的对比。驻日公使杨枢在奏请立宪变法时，就提出：“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广泛的海外考察后，大清国果然选择了日本作为政改的榜样。

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总共28天，行程安排得十分丰富，与其说这是考察，不如说更像一次集体“游学”。除了参观工厂、学校、银行等之外，考察团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聆听日本宪政专家的讲课。

“第一课”安排在正月初三（1月27日），“老师”则是日本额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穗积八束的讲授，重点在于日本宪法体系中的皇权的主体地位。而次日的第二课，讲师就是伊藤博文，主题则是“变法自强当以立宪为纲领”。

在这堂课上，伊藤博文向载泽赠送其所着的《皇室典范义解》与《宪法义解》。载泽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载泽接着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说：“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载泽又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稳妥推进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们，其实，立宪与专制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

日本的见闻，令载泽等如获至宝。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向中央提交了《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在这篇报告中，载泽等提出：

“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载泽他们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