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这篇《货殖列传》时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总之，史学界公认：“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

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

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

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

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

司马迁是以其“天道自然观”思想，来观察社会经济生活的。他认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所以他主张顺应天道，减少干预，让“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在详考史籍、编纂《史记》的过程中还得出，人性一有求利的动机，二有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的动机，就是指个人追求财富积累或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一种本能。为了实现求利的目的，人们往往不怕劳筋骨、冒风险。所谓享乐的欲望，就是人都有追求肉体或精神欲望的满足。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常常不惜金钱，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用自己的财富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

司马迁充分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的本性，他把各种人的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归结为对财富的追求。他在《货殖列传》中下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其目的都是逐利求富。逐利求富是人的本能，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又说，人之趋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人的这种逐利求富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他列举贤人、廉吏、廉贾、壮士、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等，指出他们的活动无不和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具体说就是，“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高名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重赏”；而“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其实也都是为了钱财；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是啊，做二奶还管什么对方是千里之外，或老幼美丑，有银子就可以），也是为财利而奔忙。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有趣的是，司马迁还看到，人们逐利求富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完全为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除了看到人的求利本能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他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根据这些文献观察，发现了以下各点：一是人类有享乐的本能；二是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它将尽情发挥；三是这种本能，不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也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他的善因论，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所说的“善者因之”就是主张统治者在经济政策上要顺其自然。因而，他主张，“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的“与之争”经济政策，而对管仲“设轻重九府”以致齐国富强的措施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他又指出，管仲的思想显然不如太公望在齐国“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比较而言，司马迁对干预成分较少因而危害较小的儒家思想的评价高于法家；对这两家前期思想的评价又各自高于其后期思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贵义贱利的保守性和法家急功近利的激进性都超过了前人。在司马迁看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都不如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善因论，善因论其实是对道家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它的足欲观超越了老子的寡欲观，但保留了至治理想的内核。司马迁还从善因论的角度褒贬了西汉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而到了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日趋严重。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有点像GCD的现在）

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