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上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组织（即日后的WTO）。

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低于3％（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CPI分别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

随着公路交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性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朱镕基在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为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in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1998年之后，各地把出售土地成为开拓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5500亿元，约为三分之一，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加上1.8万亿元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与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盈利产业，到2001年，在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一百位富豪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的沮丧。在美国历史上，尽管也有地产暴涨的时期，但在名列全美前一百位的富豪中，地产商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性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暴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