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年代，想要知道谁以及什么值得信任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每一天我都在与源源不断的短信、不断弹出的Skype消息以及不请自来的电话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它们或者在向我兜售发票，或者通知我赢得了一台电脑，也可能是中了其他什么大奖。我吃着冒牌的美国知名早餐麦片，喝着冒充可口可乐的汽水，偶尔还吃一块伪造的费列罗巧克力。

虽然不诚实的商业行为并非中国独有，但如今在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人们之间互相欺骗的行为大大增加。

这并不是说过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曾读到一则新闻，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展览中，详细地展示了学子们为了通过严格的考试如何求助于式样繁多的奇技淫巧：夹带微型小书、指甲大小的小抄，甚至还有写满考试资料的贴身内衣。

对于此类行为，领袖毛主席曾明确地表示值得原谅。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毛主席批评了一成不变的教育体系及其对考试的偏重，并表示了对作弊行为的支持。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他宣称：“你的答案是对的，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国家也存在着有关诚信的问题。欺骗这种行为在全球各地都会上演。但是，在此时此地的中国这一问题似乎正在接近崩溃的边缘。

最为糟糕的事例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食物—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2007年，北京电视台报道了一则假包子的新闻，这些包子的馅儿是由在化学液体中浸泡变软的纸箱做成，商家以此欺骗消费者。一周后我们又看到一则新闻：原来是记者炮制了上述假包子的新闻。我很难相信路边小贩会把化学物品浸泡的纸箱做成馅儿当包子卖，也很难相信一名值得信赖的记者会炒作这样的假新闻。我不知道应该去相信谁，所以最为安全的做法就是再也不在路边买包子。

最近又看到一些餐馆使用地沟油的消息。《中国日报》英文版引用了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和工程学院李东平教授的说法，后者称在中国10顿饭中可能有1顿用的就是这种回收油。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非法食用油”通常是对餐厨垃圾进行重新提炼加工后再次回到餐桌上。虽然看起来是干净的，但这种油很显然含有有毒物质，比如可致癌的“黄曲霉毒素”。

还有奶农在掺水的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新闻，即使他们知道这一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何样天国》（What Kind of Heaven）的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而荒诞的故事：

中国中部的一名省级高官陪同主管农业部最高官员拜访一位养猪的农民。这些官员发现猪圈里一些猪毛发铮亮、臀部肥壮，与其他同类相比，有鹤立鸡群之感。出于好奇，高官问道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农民答道：“那些猪喂了瘦肉精，是卖给城里人的。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这些是留给我们自己吃的。”高官很震惊，然后又问道：“你知道瘦肉精有毒吧？”“知道，不过城里人有免费的医疗保险，他们不会有事。”

书中写道，这种不受约束的贪婪已经将食品危害推至难以想象的危机边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警告你不要去餐馆里吃饭。”

一定不要去餐馆吃饭的建议看起来有悖常理，但面对有毒食品的现状，消费者要做的正是如此。我的家人在外面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我妻子是一名饮食专栏的作者。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餐馆了。

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家现代化的超市，专门提供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但我的朋友中没人相信所谓的“有机食品”这一声明。在他们看来，商家使用这一标签不过是为了把正常的蔬菜卖个高价。

此外还有假药和那些粗制滥造的药品。在一家成人商店，我看到60种不同版本的伟哥，许多包装上是拼写错乱的英文。我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曾说许多治疗男性阳痿的传统药物事实上只能压制男人成为“伟哥”—那些中药没有任何疗效。

还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制药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取消了生产流程中的某个步骤。偷工减料的行为最终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同时也为许多人带来疾病。

去年，笔者曾前往湖北拜访一位当地的农民，两年前他15岁的儿子被拐骗。这位父亲认为他的儿子与其他1000多名据称被拐卖到黑砖窑的乡下儿童一样，是中国传统价值的受害者。他来自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这样一个小村落里，村民之间通常以诚相待。这名年轻的男孩从未受到谎言的欺骗，所以面对绑架者的谎言，他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郑州我曾采访过一位年仅17岁而被拐骗过3次的男孩，头两次他逃脱后又被他求助的劳动局官员再次拐骗。那些理应保护我们的官员们也不再值得信任。

上周我看到一则新闻，文章的标题是：租个白人好办事。一些中国公司雇佣西方白种人假扮公司高官，以此让中国公司相信他们拥有有影响力的西方关系。

我曾写过有关北京儿童乞讨者的故事，并认识了一个名叫“囡囡”的7岁河南小姑娘。当问到为何她哥哥比她矮时，她加重了语气，“他就是长不高。”她笑着说，没有一丝内疚和不安。几天后，我又碰到几次正在说谎行骗的她，当我正面质疑时，她总是没有任何羞愧地咧嘴微笑。

前几日我又遇到一群年龄较大、穿着整洁的乞讨者，他们走近外国人，嘴里说着一成不变的英文：“叔叔，我好饿”，“给我点钱买吃的吧”。他们乞讨的方式和所说的英文是如此一致，足以证明他们是一群有组织的乞丐。

假货不仅仅出现在北京秀水街。一位朋友曾在一家非常高档的欧洲店铺购买小饰品，这家商店提供的包装纸和盒子却简单粗陋。最后，坚信正品饰物必然有正规包装的她要求退款。一名法国游客曾把贵重手表拿去当地分店维修，返回巴黎之后，却发现手表里的零件被这家商店换成了假冒产品。显而易见，高档品牌也未必可信。

一位五星级宾馆的经理曾这样对我说，最高档的店铺里的包在最终卖掉之前大概要“卖出”5次。出手阔绰的商人在一夜情女友的软语情话下总会购买这些价格昂贵的物品，但第二天她们就会以折扣价格卖回给商家。卖家和买家都参与到这场欺骗的游戏之中，正如那些所谓的大款如出一辙地欺骗着他们的妻子。

对我而言，最难于理解的是在商业交易中朋友之间的互相欺骗。我甚至还学到了一个专用词汇—杀熟。很不幸，这一概念曾被我亲自体验过几次。一次与关系密切的好友合作开设了一家餐厅，对于她，我给予了完全的信任。然而在两个月内，她接二连三地哄抬房租，以便从寥寥无几的利润中获得更多分成。

“友情只是一种关系，和成为朋友没有必要联系，”一位玩世不恭的北京朋友说。“朋友就是用来骗的。”

中国的媒体称中年男子中外遇情况正在增加，离婚数量也急遽增长。当你连自己的配偶都无法信任时，你还能去相信谁？

我的女儿是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这所学校所用的名字来自一所极具声望的英国学校。但每当中国的父母提到这种关联时，我女儿总会因难堪而脸红，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蔓延的学术腐败，并且已经涉及中国最高的学术界。每个星期里总会出现一次指控，某些重要的学者的成就涉及严重的剽窃和欺骗。

自从1984年设立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以来，声称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不少于16 位，在某些年份，甚至有多名大陆科学家声明获得该奖，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家每年只颁发给一位科学家。登录该奖的组织方—世界文化委员会—的网站，查询获奖名单，你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同时，有关学术欺骗将对大陆教育和科学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正在增加。国际学术期刊现在不愿接受中国学者提交的文章，这一问题在上个月引发关注，当时科学期刊《晶体学报E版》（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s E）发表评论文章，宣布江西井冈山大学2名科学家提交的大约70篇晶体结构论文为伪造。

欺骗行为在学生中间也蔚然成风。近年来，为了通过考试，人们开始雇佣枪手替考。枪手提供的服务几乎遍及了所有考试，包括英语考试。一家目前已不能访问的网站曾提供三种服务：替考枪手价格2000元、考前提供答案4000元、考场提供答案1200元。考场答案通过无线设备传输，该设备据称是一种进口的不超过拇指大小的“卫星接收器”。在海淀区的一家咖啡厅里，我曾采访到一位“枪手”，对于所做的事情，他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自责，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

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已经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以至某些国外大学开始对中国学生的申请提出质疑，这将影响到所有艰苦求学的中国学子。

我们还看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数十名厦门马拉松选手比赛中途跳上了汽车，野生华南虎的假照片，互联网上泛滥的谎言，过期产品被公司重新推出市场。这类事情数不胜数。

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最近曾谈到中国的信任危机：

　“这一危机波及了食品和商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他体育运动、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我们已经从信仰危机和信念危机演化成今天的信任危机。我们正处在中国文化之路的新的转折点。”

对于这些问题的原因，我曾有所思考。无法否认，25年来的经济改革对此应该负起或多或少的责任。经济上的崛起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并带来了自我一代和享乐主义的崛起。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共产党人人平等和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价值在快速致富的心理作用下已经土崩瓦解。

虽然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中国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不断变大，以及腐败、犯罪和离婚率持续增加的困境。学界认为很少有人还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但由于留下的空白还没有任何事物来填补，于是出现了思想意识的真空。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缺少了什么。中国从意识形态到自由市场经济是如此之快，以致形成了一种没有价值存在的认知。

一位中国博客作者曾写道，在过去中国人对另一个人最恶毒的侮辱是说他缺德。“现在，这种说法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批评意味，变成对现实的一种无奈描述。”

“我们是一个讲廉耻礼仪的古国，”我的一个北京朋友说：“但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廉耻了。”

香港大学的学者梁洁芬修女这样认为：“当金钱成为生命中最高目标时，人们自然而然开始寻求致富的快捷通道，即使这种方式是不合伦理和不道德的。”

梁洁芬修女将责任部分归咎于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批评那些对作为家族传宗接代者的独生子女不敢严加管教的父母。她认为这是“在城市年轻人当中灌输不道德的性别和金钱观念。”

另外一些人则希望经济的繁荣将提供一种更好的道德新体系，但是迄今为止财富带来的唯一结果是道德的沦丧。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和诉讼率与经济增长成线性关系。

梁修女让我们想到了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评述，他指出在看待美国的问题上某些亚洲人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美国是因为其道德而获得经济繁荣，而不是因为经济繁荣而获得道德。

巨大的经济繁荣也许将在某天扭转道德衰退的趋势。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在这天来临之前还必须攫取比现在多得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