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那中国人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咱们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我有一个发现：20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到了20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1999年、2000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1999年、2000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便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d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d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Modernazition”了。西方的“Modernazition”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Mod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d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两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错乱，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现代化”呢，也有这么回事。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这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我是赞同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文革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