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再比如说，中国人热衷于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被本·拉登手下的人撞垮的世贸大厦，建成都30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还有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已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据说通通都搬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了，还要建设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追求自由与超越，也许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都在争GDP水平，它心态与许多傻冒们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记录是一样的。这种数字游戏既得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又立不起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

这些年来，有一种不断变换句型的说法经常成为国人的焦点，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看中国不都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不知道经济学家搞清楚什么“四小龙”、“四小虎”的神话在金融风暴中一夜间破灭没有，也许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在西方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产业结构里，你以人家的标准、人家的智慧、人家的品牌、人家的管理组织生产，你的打工仔再劳累，生产的产品再是堆积如山，你赚的小钱再多，也改变不了脑震荡的民族全面依附于人的命运，你恰恰是完全陷入了人家的体系里不能自拔。一旦人家的产业结构变了，尖端技术更新了，口味改变了，你这GDP通通成了泡沫，辛辛苦苦经营的工厂成了垃圾，自己仍旧是一无所有的游魂。

治愈这种脑震荡，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那里去寻找某种启迪。国人需要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在我《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立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必须是自我启蒙。我第一次在贵校的讲坛上，就是讲20世纪中国的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则培植了一整代民族精英，甚至连国民党、wdGCD的政权，也都是建立在黄埔、延安的“准大学”基础上的。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自己内部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让国人心中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坐标。我强调的大学文化特区，区别于仅仅照搬别人二手货的经济特区，应当以青年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创造为核心。著名的上海思想家朱学勤先生，说现代中国最重要是经济，是政治，最不重要的是文化。文化相当于身上的脂肪，可有可无。我理解，他说的这种文化，就是脑震荡状态的大脑，的确是跟脂肪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健全的大脑。因此，文化立国，是我们根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