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矗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1948年12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