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的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巴金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发出同样的感慨，然后目光转向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

至于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baidu语以前看过一句话，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故事往往以“疯狂地爱上了有夫之妇xxx”开头，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故事的第一句，往往是“当他在海外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就决定提前回国报效祖国……六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着抉择，如果说，六十前是一次去留之间的抉择，或者在国、共两极、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抉择，那么，这一次就是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更为本质、也更具有现代意义。没有独立的人格追求，只能在不同的强权集团之间进行选择，知识分子永远都不会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