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中国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清明上河图》局部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却普遍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

另一名日本学者摅薮内清也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上说：“11～13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总而言之，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