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变革的古代社会中，阶级是相对固化的，科举制度起到的仅是修正作用，真正贫苦的农家也出不了念得起书的子孙，所谓寒门学子，宣传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

地主、士绅两个阶层紧密结合、随时互换，撑起了整个封建时代。真正有名的豪强地主，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土地兼并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这种事屡禁不止，一次次朝代更迭，无非是把土地和权力从一小撮人手中转移到另一小撮人手中的过程。

建国次年，根据土地改革法，依法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贫民，同时出台划分成份的决定，根据土地多少和比例指标，在全国各地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的几乎全部地区，实现了“消灭地主阶级”的既定目标。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政府，也在全国各地试点实行过以减租、赎买为方式的土地改革运动，各处试点均遭到官绅地主的杯葛，未得到长期实行，究其原因，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即是仰仗官绅地主阶层的支持，土地改革进行得越深入，越相当于自戮身体，不仅是官绅地主阶层不满意，连底层贫苦民众也因为药力见效太慢而相当不以为然，他们更需要立竿见影的粗暴免费模式。

远赴台岛后，“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运动反倒顺风顺水搞成了，原因很简单：

一、之前本岛土地（21.6%）已经成为日人产业，完全可以相对粗暴一点；二、针对其他大地主的产业，“国民政府”的赎买资金也比较充足；三、本岛没有错综复杂的人员关系背景，赎买意志比较坚定，执行起来阻力不大。

回过头来说地主的定义和数量。

1933年对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六省农村调查的总结：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占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17.8％的耕地，70.5％的贫雇农占18.4％的耕地，东北及西北地区由于土地面积广，人口较少，情况稍好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地主富农阶层，除了极少数的官绅豪强势力（当然他们占据的土地人均数量也最多，民怨也最大），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基础上，大部分人其实也是靠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从晚清到民国，法律相对封建社会还是比较健全的，能在很大程度上封堵住土地上的霸凌抢夺现象。

像我们在电视剧《闯关东》中的朱开山，一家人拥有7晌土地，每晌15亩,加起来超过一百亩，还有长工7人，按照后来的等级评定，他必须是一个地主。

题目中所说的靠关系的军阀亲属，著名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在从小地主步步发家的过程中，离不开军阀刘文辉的势力光环，像这种大地主自然也成为被后世借以实现社会公义的打击重点对象，这也无可厚非。但就地主富农整个群体来说，依靠勤奋苦干、守法经营、踏实劳动、简朴节约而追求家庭财富积累的朱开山则应是更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