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00年，在亚洲东部的黄河中游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形成了原始村落，制作了红陶。前5400年，中原（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地）又产生了磁山文化。这两个早期文化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人在中原崛起，不久他们占据了中原的统治地位。仰韶人对中原的控制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仰韶人并不孤独，在黄河下游（当时黄河在今海河与淮河之间经常改道）一带有着另一伟大的文明存在。公元前5300年北辛人建立农业文化，他们制作了黄褐色和红色的陶器。公元前4500年大汶口人代替了北辛人，这种代替可能是文化程度增高而导致的居民脱胎换骨，并不含有武力征服的意思。大汶口人基本控制了山东和淮北，部分延伸至江淮之间，另一部分沿渤海居住，所以简称之为山东文明（从北辛至以后的岳石）。大汶口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仰韶人，虽然高得并不多，但这微笑的优势却重要得足以使生活在鲁豫一带的仰韶人受到了更多的大汶口影响。大汶口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乐于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播开去，并且他们善于航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渤海、黄海以及日本海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利于建立港口，大汶口人可能建立的殖民地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文明不只是两元的，在吴越地区或者称长江下游还有一个文明起源。从公元前5000年起太湖一带历经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发展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长江沿岸，并肯定对三峡附近的大溪人产生过影响。吴越人的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和山东，但在大陆东部仍是比较先进的。

三个文明分别代表温带大陆、温带海洋和亚热带河湖三种文明类型，其各自的特色是明显的。（一件有趣的事：巴比伦、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三个大陆西部的文明与中原、吴越、山东三个大陆东部文明在地理位置上关于印度文明对称，且克里特-迈锡尼与山东均为海洋型文明。）

历史从它诞生开始，仿佛就已注定中国是要统一的。公元前2800年，中原逐渐兴起了龙山人（尽管“龙山”得名于山东的龙山），他们的文明程度比仰韶人高，是仰韶人发展的结果。于公元前2698年（此年代系根据辛亥革命时采用的“黄帝”纪年推得），龙山人在钜鹿与大汶口人展开空前的大会战，双方联军经过数次剧烈交锋，最终“黄帝”领导下的中原军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山东军。尽管山东人当时可能已制造了少量金属（铜）制武器，并会使用战车，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事例一样，中原人更善于陆地作战（如他们将定位机械应用于战车制成“指南车”），“蚩尤”的败死是正常的。这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此后几乎找不到山东文明先进于中原文明的任何证据了，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文献考证上。从此，龙山人在以后200年间征服了大汶口人，使山东进入了龙山时代。大汶口人部分被处死或俘虏为奴，部分被同化，部分继续维持与中原的对立，部分逃亡海外。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是大汶口人的后裔，他们由山东航海至中太平洋的事实是惊人的。虽然，夏朝初年“穷羿”和“寒浞”曾先后以山东为基础控制中原，商末周初时中原人仍不遗余力地与东夷作战，春秋时齐国还在攻破一些弱小夷国的都城，山东人已经在与中原人的竞争中失败了。钜鹿会战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标志着在文明大陆东部，大陆型文明战胜了海洋型文明。此战之后，山东文明的海洋性消退了。

试想，如果当年“蚩尤”胜了，且此后山东文明对中原继续保持优势，大陆东部会如何发展？也许山东人在渤、黄、日本三海的温带沿海广布殖民城邦，类似于希腊；后来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山东城邦后，使日本海、渤海、黄海成为内湖，并向南吞并琉球诸岛（包括台湾）和苏浙福沿海，向西攻破中原人，建立类似于罗马的海陆大帝国。也许这样，越人不至于被赶入热带，而可以在长江中游及江南建立起一个越人的敌国。也许现在的世界会与现实完全不同。然而，“蚩尤”死了，山东失败了；历史是不容许任何假设的。

中原人战胜山东人约500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世纪洪水，“尧”、“舜”、“禹”先后执政。在“尧”后期至“禹”前期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苗战争”，中原人对生活在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人（可能是吴越人的一支）发动征服战，终于由大“禹”完成。此后，在大“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原与山东的联军对太湖、长江间的吴越人源头发动总攻，三个民族在长江下游誓死决战。这场战争的意义虽不如钜鹿会战，但也对大陆东部产生极大影响。吴越人经“相柳”、“防风”、“太人”三大领袖带领坚决抵抗，终于将大“禹”杀死在会稽山。吴越人避免了灭族，但此后再也承受不了北方的压力，开始大规模南迁。至汉代，越人分布于中国的浙、福、粤、桂以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甚至海岛，直至今日越人形成的庞大系统仍是东南亚主要种族的祖先。

总之，中国主要居民起初是由中原人、山东人大部分和吴越人一部融合而成，海洋性在中国基本消失，大陆文明占绝对优势。

公元前22世纪中期，继“禹”之后“启”成为中原的最高统治者，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启”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结束了中原的“禅让”时代。其实“世袭制”在各部落已经开始，而这次在中原的大同盟中得以实现意义更加深远，标志着中原国家正式建立，古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初露端倪。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几度盛衰，以夏为主的国家确立，汉人的雏形——华夏族业已形成。夏统治中原四百余年为商所灭。商代中国青铜文明达到高潮，商的青铜器遍布中国南北，“盘庚迁殷”后稳定的中央政权建立，直至公元前1066年被中所灭。周朝统治中原后开始大封建，中国建立了众多效忠于天子的诸侯国，道义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分裂并存。除楚国长期与周天子对立外，在公元前771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公然不服从天子的例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被称为“国人暴动”的城市平民运动（这是中国明确纪年的开始）。直至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成功，周迁都洛阳，西周结束。在这1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而且疆域扩大了20倍。人口也从300万增至1000万以上，不但形成了农业文明，也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

公元前771年起至前221年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公元前476年以前被称为春秋，以后被称为战国。迟到的铁器时代开始，农业空前发展，社会飞速进步（如秦国从春秋初确立奴隶制，到战国中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中国史家称其为“礼崩乐坏”。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威望空前降低并不断衰落，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没有过中断，“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各显神通，到战国中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中国文明爆发出最大的火花，“诸子百家”是古代中国前期的最高峰，开创了空前的开放民主时代。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众多兵家、法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或学术流派，向诸侯们献计献策，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百家争鸣”本身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它同时也推动着变革。

前221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经过15年的最后战争统一了中国，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修建全国公路、拆除关塞壁垒，这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早在周朝中国已基本上使用古汉语，除了方言上的习惯语和发音之外，各国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各国文字的不统一（甚至各国内部也经常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对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文字的统一对汉族的融合与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货币、法律和度量衡的统一及全国公路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形成专制大帝国有了基础。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结束了从春秋起产生的民主氛围。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和始皇陵三大建筑，虽然如今当时的遗迹均已无存，但我们仍可想见当时的宏伟景象。秦朝随着始皇的去世也寿终正寝。历经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以及汉初与分裂倾向的斗争之后，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时，中国又成为统一繁荣的帝国，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陆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汉人主体已经形成。这比罗马基本疆域确立略早一些。基本统一的局面直至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起义才结束。

黄巾军起义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后又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经历近百年的分裂后由西晋王朝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20多年，于公元4世纪初因北方蛮族入侵而结束，汉人仅能统治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巴各族纷纷建立国家，瓜分北国。北方陷入战乱和民族仇杀之中。在5世纪上半叶，北方为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直至6世纪末，发端于北周的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建立隋朝。7世纪初，隋被唐代替，唐的昌盛直至8世纪中的“安史之乱”才结束。10世纪，中国再度分裂，而后宋朝建立，中国重新统一。此后，中国虽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或征服，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将雪域、满洲并入版图直至今日。隋唐的皇族原本均不是真正的汉人，可是他们统治中国后很快与汉人融合，以至于汉人有时被称为唐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大部被融合，比如盛极一时的鲜卑人就已不再独立存在。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与现代中国北方人相似，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侯组特征一致，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这说明中国文明是中国先民自己创造的，并非外来的。另一方面，中国远古时代也有白种人生活，他们参与了中国文明的缔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包括楼兰、龟兹、焉耆、车师、月氏在内的讲吐火罗语的古代西域的诸国，就是欧罗巴人种，向东分布远达鄂尔多斯草原。在古墓沟墓地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碳14测定其中7个标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10—公元前1535年之间。就是说，白种人来到中国塔里盆地的时间纺在距今4300年左右。古墓沟墓地的居民头骨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很相似，在语言方面，吐火罗语是原始印欧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与意大利语极为相近。印欧语系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西部语组“一百”读音以K开头，称K语言；东部语组“一百”读音以S开头，称S类语言；吐火罗语“一百”却是以K开头（A方言中为k鋘t,B方言中为kante）。吐火罗语与米坦尼雅利安语、印度雅利安语、古波斯语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来到中国的原始印欧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双马神是古波斯、古印度也共有的。新疆康家石六子岩画与八墙子岩刻有双马神，阴山岩画有双马神，商代青铜器上也有双马族徽，如父辛鼎“双马与大象”、作从｛（竹／垦）为一字，竹头在上面}“双马与豕”。妇好墓中的和田玉是由讲吐火罗语的人传入中原地区的。这些白种人与中国原王朝的交往是很早的。但汉代以后西域才广为人知。丝绸之路开通后，塔里木盆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不同文化聚集、交溶，异彩纷呈。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具有明显的西亚人特征。能成为这个像的原型的人，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巫术盛行的年代，兼为大巫师。文献记载蜀地与中原关系密切，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黄帝妻为西陵氏女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黄帝次妃方雷氏女女节，生少昊，降居江水。《山海经》说颛顼为昌意之孙，《帝王世纪》说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古代玛雅遗址也有白种人的像。可以看出，白种人是从中国到达中美洲的，不是从欧洲来到中美洲的。

古代山东也有白种人生活。据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DNA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现代人的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DNA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文献中有白夷、白狄的记载，但其族属难以考证。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是白种人，其来源不明。白种人曾在山东生活过是可以肯定的，后来或迁走，或融入了汉民族。借助现代技术，对更广泛的地域内的中国上古先民的基因进行对比研究已经成为可能。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上古时代不同和种的分布，对中华民族这一个概念有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那种中国文明一元论的观点，那种孤立地静止地对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观点，已经立不住脚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融入中国文明这股巨大的洪流，中国文明并非一直是闭关自守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