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早年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说是她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自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和钱钟书同时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被戏称为“翰林院”）开始，杨绛就一直以低姿态处世。她在“翰林院”的后辈柳鸣九回忆道：“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

但杨绛并非一味低姿态。“文革”中，钱钟书被人写大字报污蔑，夫妇俩当天晚上打着手电贴出反驳的小字报，而在批斗会上，杨绛揽下了所有责任：“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她的学生董衡巽评价她：“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当时杨绛已87岁。“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大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她却开始了整理钱钟书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的工作，使《钱锺书手稿集》得以出版；同时笔耕不辍，不仅写出《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还选了非常难译的柏拉图的《斐多篇》来翻译，“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打扰太多，尤其是电话，“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她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她是我们时代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