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曾历数商鞅之非：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积怨蓄祸；违情背理建立权威变更法度，不对百姓施行教化；在商於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又杀死祝欢而用墨刑惩处公孙贾……并劝诫商鞅：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不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权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赵良甚至直言不讳：“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所要拘捕您的人难道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像抬起足来那样迅速地到来。”但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商鞅身死家灭，是因为失去了秦孝公的支持，严重触犯了贵族的既得利益，百姓对严刑峻法深恶痛绝。古人说，宁犯天条，不触众怒。商鞅虽功在国家，但积怨甚深，又刚愎自用，不听规劝，必丧身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