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统治者那里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国家本质决定的。因而，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开始，在地球上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他们的一贯意图和战略目标。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21世纪阻碍其实现全球霸业的主要的或潜在的对手就是中国。尽管我国一再宣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中国实力日增，它们就感到寝食难安。中美之间在国家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具有战略性和本源性，是不可能消除和调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手段更加隐蔽，方式更加多样化。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譬如通过学术交流、理论研讨等大力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理论，削弱中国的理论思考和原创力，企图使中国按照他们的理论来指导当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大力宣传推销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思想观念，影响我国群众并改变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等渠道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煽动街头政治，图谋“颜色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敌对势力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尚没有在全党完全形成共识。在党内、在政治精英中，有些人打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幌子，以西方人的措辞为措辞、西方人的视角为视角，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赞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有些人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抓住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大肆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削弱人们的政治认同。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比如，在我国的外国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常之多，其中一些团体和组织往往以资助学术研究为名，对我国知识界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网络持不同政见者、培植代理人，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我国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进而与我国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纠合在一起，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但对此我们却关注甚少，警觉不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共产党下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丧失了警惕。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美国休斯顿的演讲中曾公开承认西方势力(包括她自己)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P424-425)全党同志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告诫，高度警惕并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党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党一诞生，就开始在风浪中拼搏;从执政那天起，就面临着各种风险的考验。在90年的征程中，我们党已经抵御、化解了不少风险，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在前进中必将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出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风险。有风险并不可怕，共产党人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只要我们党精神不垮、意志不衰退，足够坚强、足够强大、足够有力量，永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组织变革与保持活力能力、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力量协调和物资调动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等应对和化解执政风险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