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54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所处的地位、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风险，进一步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5](P46)

虽然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整体上必然偏重于集中。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又别无选择，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而这种政治体制在苏联的实行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逐渐成形，并且制度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中央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的看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突出表现为在党的组织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在党委中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内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基层组织中党委书记的权力往往难以监督和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其人身依附;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重要工程的发包、重要人事的任免等都由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等所谓意见，严重影响了领导班子整体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广大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难以充分行使。在党内现行体制及党的建设的具体运作中，存在着片面强调党员义务，忽视党员权利的倾向，存在着把党员作为被动的教育对象、管理对象、监督对象的情况。譬如，只强调对党员实行严格的约束性管理，而漠视党员一律平等参与党内管理的权利;只强调党员要与组织保持一致，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而忽视党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等等。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影响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影响党组织对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如果在党的委员会内部，委员的民主权利缺乏制度保障，不敢或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决策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重大问题的盲断、乱断、误断和错断。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漠然置之，任其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会窒息党的生命和创造活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风险，甚至重蹈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