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出现中央弱、地方强的局面，就容易演变成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惨痛后果。然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落脚点，与国计民生切身相关，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聚积，否则国家政策虽好，也会成一纸空文，甚至“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人才不足，将严重影响地方治理与国家稳定。与此同时，作为一郡主官的太守，其本身还存在调任中央、入主中枢的强烈政治抱负。那么，汉代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保持中央与地方在政治人才资源配置上的平衡呢？

首先，赋予太守极高的政治地位。汉代太守品秩为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九卿相同，这也为后文所述太守与中央公卿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对治绩卓异的太守，朝廷还会毫不吝啬地打破常规赐予其关内侯（在西汉二十等爵位中居于次席）。如汉宣帝地节三年与神爵四年，分别授予“治有异等”的胶东相王成、“治行尤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关内侯。联系到汉初刘邦所定“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军功不得封侯”以及后人对“李广难封（侯）”的惋叹，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太守这一群体显得格外偏爱，不惜打破祖训，将其纳入最高荣誉的授予序列。

其次，注意保持太守任职的稳定。汉宣帝曾指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就是说，太守任职飘忽不定，官吏百姓对其政策能否持久将失去信心甚至阳奉阴违，只有知其任职将久，才不敢虚以应付。中央政府对考核优秀、吏民称颂的太守，常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及至封侯授爵等多种手段进行嘉奖，而未必简单以快速提拔包括调至中央任职作为奖励。

最后，畅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渠道。两汉向来有“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的传统。大量表现优秀的太守往往遵循这样的政治轨迹：先调任大郡要郡太守或首都地区长官（即三辅长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再调至中央政府任职，其中经由九卿、再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的屡见不绝。西汉一代47位丞相中，16人拥有地方太守经历，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名相如张苍、朱博等，更是先后担任过四五个郡国的守相。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十分注意遴选朝中德才兼备者出任地方太守。如元康元年，汉宣帝亲自主持实施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择选中央政府通明政事的博士、谏大夫出任郡国守相。西汉名臣萧望之正是在这次人事变动中被派往平原郡出任太守的。后来，萧望之从平原太守被征召至中央任少府（九卿之一），汉宣帝欣赏萧望之经明持重、才堪宰相，欲重点培养，又下令派他出任左冯翊。萧望之不解汉宣帝深意，以为从少府左迁地方有所贬抑，担心汉宣帝对自己有所不满，便称病辞官。汉宣帝随即派人劝喻：“此番任用实为考察你治民才力。君前任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以三辅，非有他意也。”萧望之出任左冯翊三年，没有辜负汉宣帝厚望，勤勉政事，京师称之，之后再次调至中央，历任大鸿胪（九卿之一）、御史大夫、太子太傅，成为汉宣帝、汉元帝两朝倚重的名臣。

经统计，在前述担任过太守的118人中，57人有过两郡以上太守的经历，其中最多的“飞将军”李广甚至当过8个郡的太守。可见，西汉在太守上下及横向交流上十分通畅。

“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魏相和《循吏传》中召信臣的经历，典型体现了上述特点。魏相起先只是济阴郡一名小吏，在郡国向中央举贤良中，以对策高第直接获任茂陵县令，后升任河南郡太守；不料阴差阳错系罪下狱，遇赦出狱后，再次担任茂陵县令；不久升任扬州刺史，两年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随即又出任河南太守；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大司农（九卿之一），此后再经御史大夫而至相位，被班固赞为与萧何、曹参同列的股肱之臣。召信臣先是察举至宫中任郎官，后出任谷阳县长，再调任上蔡县长；因治绩卓异，破格提拔为零陵郡太守；后因病去职，病愈后征召至中央任谏大夫，不久又出任南阳郡太守，再调任河南郡太守，治行考核常为第一；之后再次征召至中央任少府。考察魏相、召信臣的经历，一是经过了从县、郡到中央多岗位的反复历练，二是每次升迁都缘于考绩优秀，体现了当时务重实绩的用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