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治国理念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注重教化、以民为本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但道、法两家特别是秦代以来严刑重法的影响仍然存在，从而出现了循吏与酷吏并存的独特现象。反映在太守群体中，同样可以看到循吏与酷吏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昔日强秦帝国“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巨大反差，不能不给西汉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考。在暴秦之外寻找另外的治国方式，是西汉循吏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汉太守中的循吏色彩，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行教化。如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仁爱好教化”，一方面遴选郡县有材质者送至京师受业学习，待其学成还乡后予以任用；另一方面兴修官学，宣扬教化，数年之间蜀郡风气为之一新。到汉武帝时，诏令天下郡国建立学校，追溯起来，乃是由文翁开始。班固著《汉书》时距文翁已有两百年，仍然感叹：“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二是注重民生。如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劝民为善、务农耕桑、种树畜养、节用殖财、赈养鳏寡孤独，以外宽内明而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黄霸本人也因治绩卓异，先后调任京兆尹、御史大夫，直至出任丞相。此外，石庆为齐相时，“不治而齐国大治”；汲黯守东海、淮阳郡，“好清静、责大旨、引大体、不细苛、不拘文法”，体现的则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

与此同时，酷吏风格在一些太守身上表现同样十分明显。一是严刑重法。如义纵就任定襄太守，一日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初任河内太守，“捕郡中豪滑，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是！”二是不惧豪强。如涿郡一带豪门大姓横行，连官吏都“畏避之，莫敢与忤”，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严延年就任涿郡太守后，“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严延年三年后由涿郡迁任河南太守，仍然延续了这一风格：“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纳之”。三是治效明显。如郅都守济南郡一年多，郡中道不拾遗；严延年在任期间，“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

汉代酷吏的产生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豪门大族林立是伴随两汉始终的一大顽疾，加上当时尚武风气很浓，“游侠”与“贼乱”不断，因此，敢于碰硬、雷厉风行的酷吏一手坚决“打黑”、一手不惮豪强，往往得到百姓同情与拥护。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百姓心理中的“青天情怀”。但应当看到，酷吏治政尽管可能取得一时效果，却不能长久，也不能从根本上带来社会安定。以酷吏最盛的汉武帝时期为例（《汉书·酷吏传》记载十五人，武帝时期占了八人，如果加上单独立传的张汤、杜周，实际上有十人），这一时期很多地方“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而地方越乱，中央政府就越加紧督查，甚至颁布“沈命法”，规定未及时发觉或捕获盗贼的，郡守以下官吏均处死刑。在这种情势下，“官员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反而造成了“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的反效果。

何以出现这一困境？原因在于，酷吏治政本质上是强人政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将个人强大意志凌驾于制度约束之上，常常不惜以实质正义为名牺牲程序正义。二是代表国家权力的酷吏以打击强权的面目出现，往往得到公众发自朴素情感的支持，反过来酷吏又利用这种民粹力量为自己助势，在树立自己形象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国家与社会、民众的对立。三是不能保证“强人”次次正确、不犯错误。酷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随意扩大打击面，殃及无辜，造成冤假错案。四是“强人政治”必然面临人亡政息的难题，一旦继任者不具备其魄力与魅力，则难以维系高压政策，不得不面临长期压抑下社会情绪的强烈反弹。

耐人寻味的是，酷吏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其自身结局往往都很惨烈。这也说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法治保障，酷吏最终也保护不了自身，遑论保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