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人，代际之间是隔膜的，几代人之间没有“同情地理解”。从知识人的角度看这种代际的更替和隔膜，其实也是一样。我记得90年代，钱穆先生的书出版之后，我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先生说起来只摇头，他说，在他那一代受五四和革命党影响的读书人中，无论如何对钱穆的印象都好不起来，钱穆是传统文化中的“村学究”、“冬烘先生”。但今天，在不少人心中，钱穆已经进入学术大师之列了。另一位受鲁迅影响很深的作家，谈起胡适来，也是摇头，说胡适在权力面前是低头的，他的“诤臣”心态严重，不是一个彻底独立自由的人。

当代知识的代际转移，彼此隔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记得一个80年代的大学生感叹，他在学校学社会学专业，把帕森斯等功能学派的学问学得差不多了，毕业之后到社会上来，流行的社会学家是福柯这些人了，功能学派已经过时了；他只好看着学弟学妹们高谈阔论，完全不理解。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知识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引进国外的学术大师，供大家学习、在文章中贯彻落实。

这些社会的和知识界的现象，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还是有一个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中国文化有过它的核心概念，比如阴阳、五行、生克等等；中国文化有过它的至善品德，比如它说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它说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遗憾的是，这些观念现代以来被打倒了。以生克来说，万物的循环有相生性、继承性，新生事物是从旧的事物中生长出来的，上一代生出了下一代，后代人受到过前代人的支配；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现代中国历史，很少承认这种生长性、继承性，很少承认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我们的代际之间是讲克制，讲叛逆，讲战而胜之。

从生克的角度来说，无视代际问题，听任代际、人际之间的隔膜，就是只看到了克制，没看到继承相生，这样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敌意、仇恨。这就是西方存在主义者们看到的现代危机，“他人即地狱”。只有重视代际问题，面对代际之际的异同，才算是触及到了万物的相生性，才算是对个人的积累、社会和谐的真正贡献。

刚去世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陈子明生前曾说，他们在80年代的教训之一就是想越过上一代人，即无视前面的人就想在历史舞台上表达。陈子明后来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他把为革命党人一度否定的梁启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一代人。然后是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们为代表的第二代。然后是李慎之、顾准等人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算是第三代人。中间消失了一两代人。到他那一代，包括秦晖等在内接续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四五一代。然后是六零一代。

我们从陈子明先生的这一划分中可以看到，他对代际问题是很自觉的。从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的现代历史中梳理出珍贵的历史遗产，即使陈独秀们否定过梁启超，一二·九一代否定过胡适，四五一代看不上一二·九一代，他仍辨认出这几代人开创了、奠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看到，陈子明先生对中国的代际问题只涉及了其中的一个领域，他没有分析更多的领域。除了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的和知识的立场，现代中国还有传统的立场，还有左翼的立场、西化的立场、民粹的立场，等等。

梁启超那一代还有不少人，如章太炎、严复、王国维；胡适后面至少还有一代人，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陈寅恪；一二·九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费孝通、殷海光；四五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蒋庆、甘阳、刘小枫，等等。我们如果不正视代际的丰富性，我们就很容易把目光只聚焦在几个明星式人物或思潮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历史的方向是简单的、直线的、有主旋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