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养蜂人常常以他“养活”蜜蜂自居，世界上很多政府也常常以自己“养活”了多少数量的人民来自夸为“奇迹”。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政府并不生产财富，相反它还要消耗财富。生产财富的是勤劳的民众，政府的功能本是用来分配财富，但最后往往变成一个财富囤积者，甚至成为一个食利自肥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政府背离了服务公众的正义角色，而将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乔治?奥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实际上是把过去属于很多人私有的财产变成属于极少数人私有而已。”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时代，农民与蜜蜂的命运何其相似。晁错对汉文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在传统农业体制下，历代统治者大多实行轻税薄赋，并且将赈灾免税视为头等大事。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结果。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基本维持在国民收入的3%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之间，约合今天的100到200亿元。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占GDP的23%左右。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在这些政府收入中，只有15%左右用于医疗教育等福利支出；相对而言，世界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60%，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1978年至今，30多年时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0倍，以33100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再加上84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挖苦说：“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

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从1995年到2010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中国政府收入翻了10倍，而民众收入只翻了1倍。虽然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大经济体，但赤贫人口仍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问题。许多辛勤的劳动者虽然创造了社会财富，却无权享受繁荣的成果，甚至连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城市化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城镇农村的萧条并不必然制造城市繁荣，昂贵的房子只能使一个可能的中产阶层沦为城市贫民。有人这样说，中国很富，但中国人很穷。

一个最富的国家有一个最穷的债主，正如一个最富的政府有一群最穷的人民，这不仅是人类的奇观，也是历史的讽刺。《荀子?富国》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