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很热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描述出了当前部分地域农村生活的一些情境和问题。读过之后，我感觉那里的状况和我的家乡（鲁西南）有些地方近似，但也有不同。文章有些地方很有启发。

我也试着写写我的回乡观感。我从大学起离乡读书，算起来已有十二年，回家早已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我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得不全面，可能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不过，既然有人写了，我也试着描述下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绝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一、农村的问题

我家在鲁西南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我八岁前在农村生活，也干农活，之后随父母进城做生意。我在县城待了七年后，又搬回村里务农两年，暑期劳作，起五更打黄昏，很是辛苦，也明白庄子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两年后，父母去镇上做生意。11年后，父母再次搬回村里居住，我则从高中读到了博士，目前处于“博士之后”的阶段。

我在村里、县里、滨海小城、北京、美国读过书，在这些地方都有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但是是否深入，却很难说。因为，个人感觉，八岁离乡后，就从与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社会生活中的漂浮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漂泊和无根感。对他乡，你想融入，但它的疏离感却总让你觉得隔一层。对故乡，因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也不再有那种亲密感。从鲁迅开始，这就一直是个很重要的写作主题。

作为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可谓奔波，但我也因此具备“双重视域”：以一个“乡下人”视角看现代城市生活，也以一个“城里人”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而且，就“家庭成分”而言，我爸这边，早前是贫农，根正苗红，高中毕业，当过兵，称赞毛泽东。我妈那边早前是地主，被人欺负，被骂为“地主羔子”，辍学回家，小学不毕业，感恩邓小平。可以说，我家的话语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同样给了我一种双重视角。

对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待正式调研，这里不便多加讨论。仅就当下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者是情感问题、养老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情感问题。此问题的多发群体是青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急剧市场化以及有缺陷的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在钢铁水泥筑成的城市里贩卖自己的体力。我们知道，相对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这带来城市生活的理性化和冷漠。其后果也是双重的：作为理性人，大家谨小慎微，保持有节制的礼貌和距离；同时，有的人却大胆放纵自己，因为只要离开了这里，就没人认识你，没有“口碑”，没有乡亲的指指点点，行为成本降至最低。

如此，许多青年人在城市开始“新生活”。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然而，他们的性教育普遍不足，很多人未婚先孕，有的甚至未到婚龄。双方父母喜忧参半地有了媳妇或女婿。子女未婚先孕，在传统社会是很不体面的，这在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大家对这一现象见怪不怪。但是，因为“小年轻”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彼此个人和家庭了解不足，这种草率结合的感情，稳定性较差，许多家庭婚后不久问题重重，甚至离婚。

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和匿名化为再次寻找“合适的”配偶提供了可能。我不知是否有人对农村的离婚率做过调查，个人感觉不会比城市低。其原因大概有：

（1）再次择偶的可能性增多。许多夫妻两地分居。夫妻单方进城务工，一人留守，双方出轨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婚姻的一贯取向是嫁高娶低。女性多愿往城市嫁，男性则多愿找比自己稍弱一点的女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痼弊，所以农村男光棍多，大城市则是剩女多。这也导致婚姻的不稳定，今年听说一个女孩两年内居然结了六次婚。

（2）婚姻的交易化倾向。如王磊光一文所言，农村男性现在的娶妻成本不比城市少，以我家那边的情况而言，大多要求有房有车，最好城里再有一套房。彩礼金额年年攀升，少则三两万，多则八九万。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辟谣贴，说“彩礼超十万涉嫌违法”是谣言。这样的谣言之所以产生，其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彩礼过高。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实在太亏，要捞回来，确有“卖女儿”嫌疑。有的家庭这么做，则是出于攀比心理。

当然，其中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农村养老问题，即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家庭对养儿防老的担忧和不信任。

（3）父母子女异地和父母权威的瓦解。传统家庭的稳定在于，父母一方面可以帮儿女料理家务，让儿女专心打拼，另一方面凭个人生活经验，订正儿女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但现代社会，很多父母和子女都是异地，即便同住，进城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也多有“父母什么也不懂”的观念。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

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养老问题。如上文所言，农村婚姻之所以存在交易化倾向，其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养老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城市和农村非体制内的人而言，养老问题基本要靠自己和儿女解决。无病无灾，基本都很好，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在大部分农村，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和儿女多少，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古语言，寿则多辱。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

虽然现在农村已有了一些合作医疗，报销比率也在提高，但对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老人一旦得了重病，若要治疗，不用多久，就会家徒四壁，老人病情也不会有多大好转。老人重病不治疗，不全是儿女不孝，而是老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拒绝治疗。老人对慢性病，更是任其发展。

养老问题里，容易被忽视的是老人的情感问题，亦即老人生活陪伴问题。有的老人丧妻或丧夫，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缺失，只有从儿女那里获得慰藉。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现在农村的儿女能真正做到体谅父母、感同身受的人很少。

很多人的养老观念仅停留在让父母吃饱饭、穿暖衣这个层面，有的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对不孝子女，乡俗的约束力微乎其微，外在的干预力量，如政府的作用，基本无效。孔子说，养父母不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还要有一颗恭敬之心。这一点，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

空巢老人则多是现实原因造成，老人们在家乡，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体恤。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发酵。说句题外话，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包括春晚，一直在诉说“温情”二字，我觉得，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哪个有良心的人愿意跟父母两地分开？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解决，一遍遍铺天盖地说教孝悌，反而让人觉得逆反。

今年发现的一个有意思也较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习俗的崩解。我家那边，经济在省内相对落后，传统习俗却保持得较好。比如，大年初一要去给长辈磕头拜年，上供供奉四方之神和先祖，天不亮不能往外泼水，平时有好吃的东西先要敬神（俗称愿语），三十贴了花门（春联之类）不能上门讨账之类。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一年一年，这些做法一直在延续。

但是，现代生活对传统的冲击还是很多。这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外打工，过年已不再返乡。年轻人睡到很晚还不去给老人拜年，有的城里一套房，家里一套房，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紧张。

说到底，农村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是制度问题。

在经济上，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略有好转。但是，既然土地承包到个人，为何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一些文章谈了很多，但有个重要原因没有谈到，就是农村之前存在多年的税负问题。农业税，换个说法是交公粮和“提留”，有“三提留”、“五统筹”之说，说白了就是“地租”。这种收费形式存在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税费基本是定额的，无论产量是否因气候受影响，都要上交，而且分量不轻。我们那早前有因交公粮而与政府人员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人的情况。

除了公粮，还有“徭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发生在旧社会。然而，即便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农村挖沟修渠，以及修建大型的水利项目和工程，各家各户也都要出人出力，不然就交钱冲抵。这么做有好处，就是修建了很多水利项目，但这就是变相徭役。直到21世纪初期，农业税才被废除，农村稍微缓口气。但农资的上涨，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都在侵蚀着农村生活。

前段时间热播的《老农民》，基本上再现了1949年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有人说，这部戏仍沿着官方叙事的路数在讲故事，塑造的农民形象过于传统而古板，即爱土地，却夹杂着农民式的狡黠。我觉得，这部戏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若说有问题，其最大问题就是历史化得不够：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环节轻描淡写，如大饥荒的政策原因、围绕交公粮的抗争等。而是否顺着官方的历史叙事讲故事，并非否定这部戏的关键，因为官方叙事也基本符合史实。我回村后问我妈，这戏她觉得真不？她说，一件件就跟在眼前一样。但是，历史的呈现和历史地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描述，后者是批判。对历史，哪些地方呈现，哪些地方不呈现，会直接影响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