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请注意，这场发生在11—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毫无疑问，并非由西方输入——此刻的西方，还在漫长的中世纪沉睡;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文明积累的假说与唐宋变革的历史事实，首先宣告了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荒谬。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讽刺的是，这类对中华文明的诬蔑式论断，居然获得中国公知式人物的共鸣与赞赏。在中国网络上，还流传一句据称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名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被无数网友奉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尔德与黑格尔（假如黑格尔确实说过那句“名言”的话）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准确的，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当然，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

所谓“冲击—回应”理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然而，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