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冶年间的大学士丘也从军事角度论述成祖迁都北京的用意，丘说：“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 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以军事角度论，从北京发兵，向沙漠进攻，利于军队及后勤补给的调动，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易于判断蒙古的军事动向。但仅从单一的军事角度立论，显然回避了成祖 与南京的紧张关系。

　　从明初三代对蒙古的策略来看，朱元璋对“北元”采取的政策，是积极防御，而成祖则是积极进攻。这两种态势，都没有使得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根本改 变。永乐帝通过迁都、军事进攻廓清漠北的做法，最终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迁都北京之后的两百年间，明帝国的首都与北方地区，反复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成祖五征漠北，最终只赢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暂和平。

　　不过，无论是成祖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蒙古的军事动向，最终产生了明永乐初年的两京制，并在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或多或少，永乐帝对 于功业的追求，都与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关。朱棣常自比唐太宗，有意仿效之。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篡夺建成太子之位，开唐初盛世。以功业抹去篡逆恶名，成祖的 举动，与此相仿佛。无论政治与军事，永乐帝都与明初洪武、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永乐的帝国之梦，征交趾，下西洋，通西域;而重心，则始终 在北，更在于北京的安危与强盛。

　　重心北移，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富户、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毁灭与“靖难之役”的废墟上，新造北京城。

　　营造北京城

　　将军事重镇升格为帝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全部植入进来，等于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于洪武期间的新城。由此，永乐朝对于北京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就完全不同于洪武朝民人与军事占主体的人口特征。

　　改造北京的城市属性，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这一措施的第一块基石，体现在迁徙江南富户入京之上。永乐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万 历年间顺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以富户每口6人以上算，此批富户的总人口，应在2万以上，并且居京者 居多。除元年的这次诏命富户充实北京之外，永乐二年，再诏“徙广东富户实京师”，人数不详，不过可以推测总体规模，应当小于元年的诏令。

　　富户北迁，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同样，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北上之后，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富户在北京的生计，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集中于京师。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 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 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