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明王朝的中心区域(黄、淮、长江)，北京是一个新归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并且，这次大规模的人口移 植，明显带有强力迁徙的特征。而此次迁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户、匠户与及军户三类人口，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占据数额最大的三个群体，并且这三类人， 基本都由南方迁徙而来。

　　从江南至于塞下，携家带口，千里迢迢，路途遥远，在古代条件下，这种迁徙对于平民来说，相当不易，对于富户来说，也并非易事。

　　这还仅仅是旅途的艰辛。对于迁徙者来说，更有一种背井离乡的仇怨。自宋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至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民人、工匠、富户，迁徙之前的生活条件，相对较为优越。他们被迫使进入另一种生活空间，诸多不满，淤积于胸。

　　再有，大量少数民族中的归顺者被安置到北京周边，对北京的社会稳定，也构成一定的压力。在古代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妥协往往难以有效地维系下去，叛服无常引发战争，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相对于内部人口结构的不稳定而言，北京城还面临“北元”的军事压力，即使是永乐帝这样的雄才之主，也只能解决一代人的和平。

　　不难想象，这个在沙盘之上新铸的庞大京师，虽然外观恢弘壮丽，人口繁盛一如蒙元时期，却时刻处在紧张与困惑之中。从人口迁徙的角度，也可以回 答，为何终明一代迁都之议始终不绝，并且这些倡议，往往是由京师的达官显贵发出。对于在京南人来说，这个勉强捏合的沙盘，不过是政治强力对南京的粗糙复 制。尤其是15世纪，人口初迁之际，这种对南方故土的怀念与对强制迁徙的怨恨，都是引发北京危机的动乱之源。

　　脆弱的城市

　　1425年夏，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动荡不安。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阴历)，48岁的明仁宗朱高炽暴崩于钦安殿，在位时间，不到一年。仁宗暴崩，谣言纷纷，人心扰攘。皇太子朱瞻基，此时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南京与北京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的信息往来，至少需半月。但随着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朱瞻基仍在南京，皇位空缺的危险出现了。

　　1425年5月至6月这段帝位更替的时日，山东安乐州汉王朱高煦的间谍在城中四处活动，侦取信息，联络政要。朱高煦主要的活动对象，集中在军 界，也就是北京城这些卫所的指挥官之中，甚至包括掌中军都督府、太师张辅。朱高煦在军中素著威望，蓄谋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杀之。

　　但朱瞻基并非庸才，处明初风云变幻的政治动荡之中，他对于皇位空缺引发的政治危机，相当敏锐。在南京听到仁宗驾崩的急报之后，朱瞻基星夜返京，昼夜兼程，于六月三日，就返回了北京，避开了朱高煦的伏击，化解了一场政治暗杀。

　　1425年宣宗继位时刻的政治危机，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当然，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龙子龙孙的帝位传递问题，而后才是北京城的内部安置，这是一个相当长远的问题。同样，明宣宗对于问题的症结，也相当之了解。

　　1425年酷热的六月，尽管宣宗已经回京，但为防止动乱，京师戒严的命令犹在。朱瞻基曾要求张辅体恤士卒、解除戒严，后者认为，解除戒严必须在 朱瞻基登基并稳定人心之后。按照礼法，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继位，需要群臣、亲王三次劝进，储君不断表示谦让，最后“不得已”才能继承帝位。这是一个相当繁 琐、又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让受”过程。朱瞻基的继位，就在这个劝进过程中，拖延了半个多月，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才正式登基，宣布翌年为宣德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