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历史上时而出现的那些“传国玉玺”，一会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会儿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会儿是“和氏璧”的，一会儿又是“兰田玉”的，总是统一不起来。

　　唐太宗是个英明的皇帝，他于贞观年间用白玉刻制的“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就干脆抛弃了历朝的传国玺文而自行撰拟，作为他大唐天子代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他这是看穿了历朝所谓传国玺的本质，如其盲目仿制还不如自己创新，他为历朝传国玉玺玺文做了改革，增加了新内容，不再是一味宣扬天命所归的帝王思想，懂得做了皇帝仍然是“人”，不是“神”，是因为自己命好才能做皇帝，但一定要为民做好事，要有德于天下，才能获得安定与永昌，这种朴素的帝王统治观念，是皇权思想的一大进步。从此以后，历朝统治者虽然仍旧仿制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而另一方受命玺则都是自己撰文刻制了。如后梁的石敬瑭，他的受命宝（自唐朝武则天改“玺”称“宝”后，“受命玺”即为“受命宝”）宝文是“受天明命维德允昌”。

　　到了宋代宝玺则花样翻新。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宋之初即刻制了“大宋受命之宝”，首次将年号刻入宝玺中，并且还强调他做皇帝是承受上天之命而行使权力的，不是欺你隋朝孤儿寡母而夺来江山。宋太宗赵光义又刻了“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和“承天受命之宝”两方宝玺，也强调了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宋真宗时刻了以“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为文的“镇国宝”，宋哲宗是“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直到宋徽宗继位后，才把这宋初百花齐放般的宝玺制度统一起来，受命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而将“传国宝”更名“镇国宝”，宝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不仅如此，他还在历朝“传国”、“受命”两宝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方“定命宝”，宝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十六个字，这文字之多内容之广是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