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虽然商帮经济造成了中国一些显赫家族长达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富足，但是它在历史上一点都不重要，甚至败坏了长期以来的中国商业文明。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景象：

第一，“以商致富，以宦贵之”。做了商人并不觉得有尊严，也不觉得是多么值得高兴的得事，但如果家里出了一个进士或者是状元庄园，那就很高兴；如果有足够多钱能捐一个顶戴回来，那才厉害。当年杭州的中国杭州首富胡雪岩，他曾经捐钱款当了一个二品道台，捐了很多的钱，到北京见慈禧太后，慈禧赐他一件黄马褂，说是唯一一个被赐予了黄马褂的商人，津津乐道到今天。

第二，“以末聚财，以本守之”。本是什么呢？本是土地。各位今天到婺源、平遥、太谷、祁县等地，可以看到很多大的房子，然而历史上是这都是些很贫瘠的地方，这一些在徽南和太原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商人他们的总部基本上都在北京、南京、杭州经商，赚了很多的钱，就回到家乡修房子、买土地。所以大量的财富从工商业溢出进入土地，因而土地在中国就有了一种“类货币”的性质，直到仍还是一样。由此可见，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动产问题，跟美国、英国完全不一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国历史上的观念就是认为土地最可靠，而且这个观念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第三个，“奢侈斗富，不过三代”。假设我每年能赚五百万两白银，但是这个五百万两白银我无法投入盐业的科技进步，因为我拿到的只是一个承包经营责任书，而每年开采盐的总量是被控制的。既然工商业的没有很大的机会，那怎么办呢？要么买土地，要么斗鸡，养一个戏班子，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的，奢侈、斗富，大量的资金耗费在奢侈行业里面。

第四，“权钱勾结，官商横行”。中国的商业一直以来不被民间所尊重，中国有几个成语，“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杀富济贫”，只要是商人就是奸恶的，杀了富就可以济贫。中国商人之所以惶惶不可终日，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历史上必须通过跟官家勾结，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变成官家，才能保证财产安全，这当然是令人痛恨的。

我们中学时读历史，会遇到一个争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根据很多学者的计算，说中国那时候的棉纺织能力，从产量到生产技术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英国。英国的棉纺织业，推动了机器制造业和采煤业的进步，最终成为了工业革命的驱动力。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棉纺织业的产量、技术都比英国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费正清解释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商人阶层的财富获取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跟政府的勾结和交易来完成的。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独立的商人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所有的财富没有办法在工商业里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获得发展。另外一个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也在他的书里讲过一句很可悲的话，“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孩子不再是商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可悲的现象。

到了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人的遭遇，比之前还不如。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大概都属于有产阶级，而中国的有产阶级在1956年一季度被连根拔起。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我们要让资产阶级在中国土地上绝种。这句话之后，中国各个城市都掀起了一场名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得整个有产阶级被彻底连根拔起。

我们现在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百年企业？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没有1956年的这场运动，中国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年企业，因为很多行业，比如做钱庄、做布鞋、做药店、做打铁铺，这些企业只要在一个地区稳定发展，就能做成百年企业。日本就有很多的五百年以上企业，比如鞋店、豆腐店，甚至还有一家千年企业——金刚组，是修寺庙的。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中国百年企业肯定满街都是。

中国有个词叫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是说我们这拨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这拨人有怎么样的价值观。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最大的两个问题是：既是没有传承统的人，也没有道统。过去三十年，各位的父辈们只忙着赚钱。所以重新建立中国民营企业的道统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1978年中国的私营企业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起点、价值起点，都比前辈要低很多很多。私营企业回到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出名的人物是谁呢？是傻子瓜子，年广久，他是个文盲。当时，这条街上很多人炒瓜子，而当他卖给你给你买一斤瓜子的时候，会多抓一把瓜子给你，所以人家说他是个傻子，一斤瓜子多给一把干什么呢？可就因为这一把使得他成为整个芜湖最会卖瓜子的人。瓜子卖得越来越多，他就请人来帮他炒瓜子。雇工请到八个人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因为马克思说“七上八下”，雇佣在七人以下叫合伙经济，七人以上产生剩余价值，产生了剥削。安徽芜湖一个傻子做瓜子，竟然在搞剥削，要把他抓起来。后来邓小平说：他不就是个傻子吗？不就卖瓜子吗？抓他干嘛吗呢！于是才没有抓他。所以我们的起点非常低，从文盲开始起点。在座的各位父辈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是他们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最大的贡献者，我们从这里起步。